1995年，他40岁，在工厂上班，重体力活，每天抽烟、喝酒、吃红烧肉。一天晚上睡觉时，他突然胸痛。那个痛啊，按他自己的话说，比死都难受。不停出汗，大冬天的，硬是把被子透湿了。
疼成这样，也没想到去医院，一晚上坐立不安，挨了过去。第二天，疼痛好了点，他没事人一样去上班，跟谁也没说，照样搬大铁砣子，就是觉得体力差了些。
这样过了20天，跟同事喝酒吃肉吹牛聊天时，无意中聊了起来，刚好有个同事的父亲得过心脏病，知道一些，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半信半疑地去了。
做完心电图，医生就不让他动了：心肌梗死。直接用平车推进了监护病房。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后，在心脏血管放了一根支架。
那年代，支架属于新鲜事物，说起来，武汉也是全国排前五六名的大城市，却只有三家医院能做，价格也昂贵。支架是金属的，一根一万块钱。1995年的一万块钱，是大学毕业生的三年工资。
医生劝他戒烟、戒酒、戒肥肉，不要劳累。他琢磨着，那么多钱不能白花，烟酒戒不掉，把肥肉戒了。工作太出力，辞了，搞了个门面做生意——也为了多挣点钱，吃药贵啊。
这样过了10年。2005年，他再一次胸痛。没第一次那么夸张，就是有点儿不舒服，闷闷的感觉。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过了7天才想到去医院：仍是心肌梗死。
他身上有了第二根支架，做手术的还是当年那位医生。
彼时已是药物支架的天下了，手术方式也变了，从大腿上穿刺改成由手腕上穿刺。做完手术，他的胸痛就消失了，人轻松了一截，拍着胸脯对医生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我这个人搭白算数，你有事尽管开口，我言听计从。”医生也爽快，说：“好，那你听我的，把烟和酒都戒了，不要让我白忙碌。”他想咬牙应下来，硬是没勇气，觍着笑对医生说：“那你真是要我的命啊，只能戒酒，烟戒不掉。”医生笑着摇头，不再劝他，平常电话叮嘱他按时吃药、随访，逢年过节问候一下，两人倒成了朋友。
2015年5月的一个晚上，他第三次发作胸痛。60岁的人了，到底比年轻时惜命，当时打了“120”，也打了手术医生的电话，医生立刻叫他吃药，叮嘱他到最近的大医院急诊——现在，心脏介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各大医院都有能力做了。
他就这样来到我们医院。准备急诊手术时，那位他曾经的手术医生竟然也赶了过来，还带上了他过往的医疗资料给我们参考。手术很成功，上了球囊反博术，他又一次从鬼门关回来了。
第二天正是大查房，听他讲述完自己的病史，主任笑着对小医生们说：“这位病人就是一个奇迹，见证了介入治疗的进步，见证了支架的历程和传奇。”
小医生们敬仰地看着他，像看一本活着的历史书。他倒不好意思起来，用力一点头，说：“这次，一定把烟戒掉，被这个鬼东西害的，抽烟花钱，害病更花钱，还要命啊。”
大家都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