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任副总统八年，33并与小布什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竞选，他十分了解大选中任何需要了解的话题。他仅需要一位辩论教练，对他在“事实”和“数字”方面加以训练。然而这种准备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在辩论最精彩（对戈尔来说似乎是毁灭性的）的一刻，小布什声称戈尔发明了计算器。这句讽刺看似有礼，实则辛辣，剑锋直指戈尔。
这句话其实并不公平，但戈尔团队的确让他专注于事实和数字而非“故事”。戈尔没有让选民“切身感受”到他对老年人福利和医疗费用问题的关注，而选择了用准确的数字说话，用期望效用模型假设提供准确计算需要的每一个数字。这正中小布什下怀，他将戈尔描绘成一个毫无情感的政治白痴，“而非和我们一样正常”。
戈尔称“保险费用将增加18%~47%，国会就此方案进行了研究，请医疗保险精算师进行了模拟”，数字可能很准确，其辩论教练鲍勃?施勒姆也认为极具说服力。当戈尔将这两个数字脱口而出后，施勒姆兴奋得紧握双拳高呼“好”。事实上，当媒体权威断定此次辩论是戈尔的灾难时，施勒姆及其团队却因坚信他们几次将对手置于死地而弹冠相庆。
理性地观察，戈尔重击了小布什。而从情感角度分析，准确的数字（不如说保险费用将增加三分之一）和对“精算师”的提及破坏了他最想告诉全美人民的事实：他关心年近古稀的老者，并想为他们做些什么。相反，他的数字和“精算师”使得小布什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他想告诉他的对手：“看，我34热爱人民，我不去做那些无聊的数学题。我关心人民，而人民对戈尔来说却只是数据。”
小布什说的“发明计算器”这句话，达到了一石三鸟之效。他向人民展示了自己的平易近人和幽默感，并且有可能在四年任期内始终如此。这句话体现了戈尔傲慢无礼、不值得信任的性格。最重要的是，他用数据的价值瓦解了戈尔在此后的辩论，甚至大选余下的进程的战斗力。自此，所有的数字都只是道“无聊的数学题”。
当然，媒体也发挥了后现代主义效用，将一场戈尔对小布什医疗保险方案和减税的辩论变成了一场无法判决对错的口水战。而让媒体为自己说话从来就是大选不变的手段。在过去的30年中，除克林顿时代以外，共和党人一直操控媒体，对选民大打感情牌。
还回到那位假想的宾夕法尼亚州矿工身上，他可能是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党人、80年代的里根式民主党人、2004年的倾向共和党的无党派人士。如果他能听到舆论的声音，他就会更倾向考虑恐怖袭击和暴力犯罪问题，即便这不直接影响他和他家庭生活的安全。如果加以引导，他可能将更关注旧金山和马萨诸塞州的同性婚姻问题。
考虑了感情因素，我们这位理性决策者也在2004年热情高涨地把票投给了小布什。而事实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要他不是工会成员，就有55%~60%的可能投给小布什。宾夕法尼亚州选民在投票时也确实将恐怖主义当做重中之重。
公平地说，有限理性模型要比我描述的35经典效用模型更复杂。他们的理性并非无限。他们认识到，认知捷径（称启发法）的存在和认知偏差会导致理性认识误区（对这种偏差的研究为丹尼尔?卡尼曼赢得了诺贝尔奖）。人们容易出现可获得性偏差，因为考虑得多了（出现在意识中的次数增加）而借此高估某事发生的频率或危险。因此，“9?11”恐怖袭击过后，恐怖预警频发，选民们更愿意认为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大于车祸，即便2001年在世贸大厦中丧生的人数还不到车祸中丧生人数的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