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捍卫者 (3)

令人费解的是,孟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齐宣王了如指掌,而后者也对自己的一切坦诚不讳。宣王明白告诉孟子,他爱好美色、财货与勇武作风;他心思肤浅,而且缺乏人君应有的特质。孟子既未理会齐宣王的说法,也未认真看待他深入的自我剖析。相反地,孟子把重点放在他从宣王身上看到的几处微末善端,并且加以利用,编织了谎言。一个让他的希望得以延续的谎言。如同终身望父母的舜,孟子也对宣王存有向往,他希求的不是情感,而是力争上游的迹象——任何迹象都好。然而他的努力终归徒劳,而他的做法也充满风险。孟子就是在道德劝说上不断地退让与谄媚,才予人软弱、趾高气扬、狡诈与自以为是的印象。

无论在生前或是死后两个世纪,孟子一直有许多批判者,其中批评最力也最一针见血的首推荀子。荀子是孔子的追随者,他的生存年代比孟子晚了一个世纪。荀子指控孟子及其师子思“偏离”孔子之道,并且认为他们的学说“僻违”、“幽隐”、“闭约”,使人“无类”可循,“无说”可思,“无解”可想。9荀子虽不认为孟子有意自造其说,但其他批评者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孟子故为艰涩模棱之词,而这正反映出他的性格;身为老师,孟子刻意从难以稽考的上古人物中寻找他的完美典型,例如尧舜。然而这些人物笼罩在神秘的五里雾中,人们既不能遵循也无法反驳他的说法。10

与孟子相反,荀子倾向以年代相近的人物作为行为典范,而他的学说也让统治者与大臣能随时针对当前局势做出调整。另一方面,荀子也着重思考心的知性潜质,而非情感潜质。心的知性潜质若能善加培养,可作为明辨是非的尺度,而这个尺度要比心的道德冲动更能作为深刻而可靠的同情来源。后世儒者注意到孟荀在这点的不同,因而衍生出两个流派,孟荀在这方面的说法也成为两派学者争论的焦点。

荀子并未反复强调自己与孟子的差异。他自认为是孔子的传人,所以将大部分时间花在阐述孔子的学说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试着整理孔子的理念。而在孔子的理念之上,荀子又添入了周公的理念,从而构想出“大儒”的概念。荀子说,周公身为王室贵冑,了解权力运用之道,他的兄长武王则是周朝天子、中国的统治者。武王早死,幼主成王继位,周公遂以摄政之尊号令天下。荀子写道: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11

荀子认为,周公的伟大不仅在于巩固周朝统治,还为未来的周天子擘画一个更辽阔而坚实的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在摄政期间,没有人觉得他“贪”、“戾”与“偏”。

另一方面,孔子与周公不同,他出身低微,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而他担任过的职位最高也只是政府的中级官员。然而荀子说,孔子一当上鲁国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而后携至市场贩卖;“公慎氏出其妻”,因为她犯了淫行;“慎溃氏踰敬境而徙”,因为他过惯奢华的生活;“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荀子认为,孔子也有伟大之处,他身居下位,却能“美俗”。12

荀子对于力量的观念颇感兴趣——这里的力量指的不是野蛮的力量,也不是身份或财富赋予的权力,而是反映自然运行与上天之德的力量。荀子说:“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也。”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明“君子至德”:“嚜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13

荀子认为孔子与周公都具有这种力量。孔子邻里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国内的罪犯与恶棍知道孔子担任司寇,莫不改过自新。周公的力量更近于天道。他的行动虽然偶尔有违常理,但百姓信任他犹如信任四季;他们知道万物“次序节然”,而周公“非越也”。14

孟子也对这股力量感兴趣,但他并未尝试审慎而理性地解释这股力量的神秘性,同时也未能圆满说明何以有德君主会采取暴力行径。孟子说: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孟子·尽心下》第四章)

然而,如果历史记录显示道德义战曾遭遇坚强抵抗与惨重伤亡,就算史籍多么神圣,孟子也会加以反驳。《尚书·武成》对于周武王与商朝大军最后决战的描述,孟子说他只接受“二三策”的说法。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第三章)

荀子也过度美化文王与武王的德行。他写道:“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但他也解释何以世人愿意向他们臣服:“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15

荀子热衷探讨正义这个主题,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正义因理性的消失而消灭。对荀子而言,所谓的世界末日不是世上充斥着散布荒谬学说的危险人物,而是混乱所带来的晦涩与黑暗。荀子曾在齐国稷下学宫担任老师,虽然断断续续,但仍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他已习惯身旁围绕着思想对手,尽管当中的确有人相当疯狂而险恶,但他从未像孟子一样批评对方的理论危险而煽惑,足以使人沦为禽兽。与孟子相较,荀子倾向于信任人的智能。事实上,他的道德哲学初始假定是人性本恶;尽管如此,他相信通过学习与思考、礼法与良师的指引,以及稳健而有意识的努力,我们的理解力可以更加敏锐,即便在最艰困的环境也能做出正确判断。身为哲学家,荀子的特点是以悖论来思考困难而棘手的道德问题,例如平等。荀子说:“维齐非齐。”16他警告世人,让每个人拥有相同的权力与地位,终将带来灾祸,因为人人都自以为较他人优越,并且认为自己应当得到更多的权力与更高的地位。不满导致纷争,荀子说:“争则必乱,乱则穷矣。”

荀子同样以悖论来理解人类欲望。正如不平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荀子认为超过日常所需的欲望亦属人之本性。但想借由除去欲望来解决欲求不满的问题却是大错特错,因为无欲无异于“死”。17荀子写道: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18

智虑可以让人免于纵欲。智虑也可让荀子与自己的学说保持距离,使他的观念得以顺利发展,同时也让他免于陷入孟子有时遭遇的困境。

孟子是心的哲学家。他的心不只对他人的痛苦敏感,也对各种批评与冷言敏感;而他也无法接受失败。当孟子未能让国君改过迁善时,便认为这个国家大势已去。荀子则不同。他时常与当时的统治者发生争论,政治经验也比孟子丰富。然而阅读他的文章,人们感受不到他对当权者的个人情感,也察觉不出他在诸侯底下任职的挫折。荀子不将教学与情感混为一谈,但这不表示他的观念冷酷而遥远。即便是相当抽象的观念,荀子也能将其形塑得相当具体。例如,在陈述“公义”概念时,荀子先长篇描述君子的性情,最后再让公义脱颖而出:

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19

法(王之道)就是公与义;它是个抽象观念,却与“怒不过夺,喜不过予”的人密不可分。与荀子其他观念相同,公义也是提炼自他的经验,只是他小心翼翼地掩饰这点,当然不会在正式文章中发表。

荀子活到将近百岁而且经历战国时代最后的几十年,当时国与国的战争已毫无节制,侵略者恣意发动战争。他旅行各地目击许多可怕而不堪的事件。战国历史最惨不忍睹的一章刚好发生在荀子在世时,地点就是他的家乡赵国。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公元前260年,秦军在长平坑杀成千上万的赵国俘虏,而我们知道事件发生时荀子就在赵国。20

暴力的历史以及以暴力为基础而做的模拟是荀子作品的主轴,用意在唤醒当时的心智慵懒者。当我们读到这段极端的身体经验描述时,不禁胆战心惊:“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荀子解释说:“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21当白刃刺进胸口或矛戟刺进头部时,人们感受的是“疼痛与痛苦”以及“情势的急迫与严峻”。

荀子描述一场无解的危机。这么写是为了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政府与改善自己,免得为时已晚。荀子的暴力模拟是一种手段,他将它(如同药方)运用在每个人身上,但最常使用的对象则是当时的权力掮客。其中之一便是齐的相国,此人渴望追踵古之圣王,但他的行为却与想法南辕北辙,荀子说:“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22

荀子的策略是恐吓,孟子则是安抚,但两人从事的都是道德劝说的工作。荀子前半生的职业主要是老师。公元前255年,荀子约55岁,楚国令尹春申君聘请他担任兰陵令。十年后,荀子遭到解职,于是他返回家乡赵国。几年后,春申君改变心意,派遣使者请荀子官复原职。荀子写信正式予以回绝,信的开头不是写着“君庶几改之”。而是写着:“‘疠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不审察也。”荀子解释,“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

夫厉虽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缨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饿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疠矣。由此观之,“疠虽怜王”可也。

荀子在信末赋诗一首:

以瞽为明,

以聋为聪,

以是为非,

以吉为凶。

呜呼上天,

曷惟其同?23

春申君知道这首诗是针对他而写,但他并不记恨。春申君再次遣使延聘,荀子默许。荀子复任兰陵令后两年,春申君因卷入王位继承争议而中伏身亡,死状与疠人同情的那些君主并无不同。春申君死后,荀子再次遭到解职。之后,他至少又活了二十年。

孔子与荀子的人生少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事业却循类似路线前进。两人都在五十多岁时担任公职,几年后被迫离职。两人都再度受聘。然而,荀子返回工作岗位后又活了二十多年,而孔子返鲁后只活了五年。从两人的性情来看,我们无法确知一旦两人在路上巧遇是否能相处融洽。然而从精神与思想来看,两人却如同父子。他们对世事的看法透彻,从不含糊其辞或优柔寡断。他们总对需要裁决、公断或一点理性声音的主题保持情感超然。如孔子曾对子张说,能做到“明”的人不会因愤怒或痛苦而轻举妄动。而他也告诉冉求,他绝不自贬身价与鲁哀公及其大臣为伍,更不可能支持他们的军事与赋税政策;他绝不自欺地认为妥协最终对每个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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