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凯说：“撵倒不必，就是客客气气地拒绝。比方说，你可以说你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改时间再接受采访；或者说有关媒体采访的事，全由集团办公室负责，让记者去找办公室，这样来回踢皮球、推太极。不仅三哥你不能说，还要给身边的人打好招呼。像陶雪峰的妻子，突遭大变，面对记者难免说出一些过激的话，什么血债血偿、以命抵命，记者最喜欢听了，因为他们又可以拿来炒作一下。”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杜林祥说，“那第三步臭棋是什么？”
袁凯说：“三哥尤其不应该组织河州媒体进行反击！”
杜林祥说：“这都是那个宣传部阴部长的主意，说要打一场反击战，把舆论主动权夺回来。”
“他懂什么？”袁凯不屑地说，“真理是不是越辩越明，我不知道，但新闻一定是越炒越热。新闻是指新近发生的事。陶雪峰挨打的事经过连篇累牍的报道，已经成为旧闻。可河州的媒体一反击，新的话题就出现了。正愁没稿子可写的记者，终于又找到噱头了。”
杜林祥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你几天前怎么不和我联系？早听了你的话，我也不会如此狼狈。”
袁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当时我想着三哥神通广大，用不着我瞎操心。”
杜林祥接着问：“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快给我支支着。如今还有些媒体盯着这事不放。”
“唯今之计，就只能什么话都不再说，死扛着！”袁凯语气坚定地说。
“死扛？”杜林祥一脸疑惑。
袁凯笑着说：“死扛有时也是一种策略。我以前看过一本白宫新闻官的传记，像美国总统要是因为什么丑闻被媒体扭住，实在无力招架时，就会选择死扛。死扛其实就是等待。”
杜林祥又问：“等待什么？”
袁凯说：“等待下一个新闻啊！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现在媒体都在炒河州冶金厂的事，再过一两周，指不定哪里又冒出什么事，到时关注度就全部转移了。你要知道，读者是很健忘的。”
杜林祥掐灭了烟头：“对，就死扛！老子不信报纸天天写我的新闻。我不烦，看报纸的人还会烦呢！”
后来事件的发展，正如袁凯所料。一周后，南方某城市因为一个化工项目发生群体性事件。半个月后，北方某省又突发山洪泥石流。媒体的关注焦点迅速转移，等到二十多天后，河州冶金厂的事，已经无人提及，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晚，杜林祥与袁凯就在办公室吃的工作餐。两人谈话的主题，依旧是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杜林祥好奇地问：“我经常听人讲，某某大企业的媒体公关能力很强，有关它们的负面新闻，绝对报道不出来。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简单，就靠两样东西，权和钱！”袁凯说，“有些背景深厚的公司，连政府都不敢惹，甭说媒体了。当然，这类企业毕竟是少数。剩下那些民营企业，进行媒体公关就只能撒钱了。”
“花钱也得有个花法啊。全国的新闻单位，少说好几千家，每家都给钱？”杜林祥追问道。
“那倒不必！”袁凯说，“通常说来，本地媒体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时十分谨慎，真出了什么状况，公关也相对容易。而那些外地媒体，看似数目庞大，其实真正能做出有影响力的跨省舆论监督稿件的，也就北京、广州的那一二十家。把他们搞定了，其他的虾兵蟹将，根本不在话下。”
杜林祥摇摇头：“不对吧，那些小媒体也不能轻视啊。就说老弟你吧，在北京鼓捣一个什么不知名的报纸，不也到处去写负面新闻吗？那些被报道的对象，还不是怕得要死。”
“三哥说话真是不给我留面子。”袁凯哈哈笑道，“我之所以能屡屡得手，主要是很多小地方的人，对媒体圈的事浑然不知，才被我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