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3)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弊端是事实,但科技发展会解决之。我想这是不可行的,科技的发展只会使情况更糟。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前沿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室研究所所长认为:“要用天人合一作指导思想研究科技。”与我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备受鼓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国儒家有一套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办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格”即“格物”,研究万事万物;“致”是“致知”,在研究中找到规律,其余含义分别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这八字,不但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还可以平天下。另外,中国百家均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人的内部情感 关于人的内心情感,中国哲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性善、性恶。儒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来测量善与恶:某人用两只筐和两种颜色的石子,每产生一善念就拿白石子放入一筐子,每产生一恶念就拿黑石子放入另一筐子中,用以计量一天善、恶念总数(据考究,这故事实源于印度)。关于性善、性恶,儒家分为两派,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且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表示怀疑。“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无善、恶之分。生存、温饱、发展均是人的本能,但人人如此,则必有冲突,因而,善恶的区分标准在于在冲突中能否为别人着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有言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而被认为是反面人物。当然一心为人之人,我不敢肯定有,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之人,肯定是有的。一个人能百分之六十以上替别人着想,就可以认为是善者。所以,我之所谓善是压制本能,多替别人着想。这是人能做到而动物不可能有的,因而,处理人的内心感情就是压制生物的本能,压制得越多越好。

再谈东方文化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经常考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初步考虑的结果,已经写在《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那篇文章中。我的总看法是,从人类全部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这个想法后来又在几篇短文和几次发言中重申过,而且还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我对自己这个看法,虽然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但自知不是此道专家,提出这样的意见,似乎有点冒昧;说不好听的,就是有点近乎狂妄。因此,口头上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讲,心里有时未免有点打鼓,有点信心不足。

那么,为什么我又很自信地认为,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就将让位于东方文化呢?我是从一种比较流行的、基本上为大家接受的看法出发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400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够分析下去的。

在这里,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物质真是无限可分吗?赞成这个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相信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西方的分析方法、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文化就能永远存在下去,越分析越琐细,西方文化的光芒也就越辉煌,以至无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条人类历史发展启示的规律,就要被扬弃。

反对这种物质无限性观点的人,只占极少数。金吾伦同志的新著《物质可分性新论》,可以作为代表。我自己是赞成这个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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