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启蒙运动成了在一面旗帜引导下的一支军队，有一个大型的核心军团，有左翼和右翼，有勇敢的侦察兵，也有差劲的掉队者。启蒙运动还征募士兵，那些人并不自称是启蒙哲人，但他们是这些启蒙哲人的师友或门徒。这个启蒙家族聚在一起，缘于政治策略的需要、教会和国家的敌意以及文人争取提高声望和增加收入的斗争。但是，启蒙哲人之间的凝聚力有更深的根源。在策略同盟和私人友谊背后，是一种共同的经验使他们去建构一种融贯的哲学。这种经验——给各个启蒙哲人打上的标记深浅不同，但给他们全体都打上了标记——就是他们对古代的追慕、他们与基督教的矛盾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这种辩证关系界定了启蒙哲人，使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开明人士迥然有别： 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利用自己的古典学问来摆脱基督教遗产对他们的束缚，接着，在与古人打过交道后，又转向一种现代世界观念。启蒙运动乃是古典主义、对宗教的亵渎以及科学三者的变幻混合；启蒙哲人可以说是现代的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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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启蒙运动说成是异教运动时，我不是指那种感官享受，而是指启蒙运动与古典思想的亲密关系。除了“异教”，另有几个词——奥古斯都时代、“古典的”和人文主义——也被用做标签来表示这种亲密关系，但它们都限于特定的联想： 它们能够揭示启蒙运动的某些局部，而不是全部。“奥古斯都时代”提示了公元1 世纪和公元18 世纪之间的联系，两个文学繁盛、风尚优雅、政治腐败时代的相似。“古典的”让人想到古罗马的庙宇、西塞罗的庄重以及希腊的神话都在法国有了对应物。“人文主义”则让人想到文艺复兴的学术对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把人置于万物中心的哲学。但是，我认为这些词汇哪一个也不足以涵盖启蒙运动。它们让人隐隐地感到某种地方主义和情感的贫弱：“奥古斯都时代”用于形容18世纪上半叶的大不列颠是比较合适的；“古典的”用来表示一种高贵而造作的风格，表示对古典事物的偏好；“人文主义”经历了复杂的历史，逐渐意指一种文质彬彬的修养。启蒙运动比这些词汇的意指更丰富，也更激进： 狄德罗的戏剧、伏尔泰的小说、休谟的认识论、莱辛的论辩、康德的批判——所有这些都属于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都漏过了这些术语的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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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所受的训练还是所持的信念，启蒙哲人都称得上是世界主义者。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一样，他们把对人类的兴趣放在对国家或宗族的兴趣之上。狄德罗有一次情不自禁地对休谟说：“亲爱的大卫，你属于所有的国家，你决不会向一个倒霉的人要他的出生证明看。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成为世界大都会的公民。”卢梭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则是一个例外。维兰德虽然极其悲观，但依然把“世界公民”视为一个高贵的理想：“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才能成为好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事我们负有使命去做的伟大工作： 去教化、启蒙人类，把人类变得高尚。”吉本用他惯有的权威口吻解释说：“偏爱和促进祖国的特殊利益及荣耀，是爱国者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就应扩大眼界，把整个欧洲看成一个共和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居民都已经达到了几乎相同的文明教化水平。”启蒙哲人受过最好的教育，具有坚实的古典文化修养，操着相同的语言，无论白话还是隐喻都能心领神会，是吉本心目中伟大共和国最有特权的公民。
因此，典型的启蒙哲人是有教养的人，是令人尊敬的学者，是科学爱好者。这一小群人中，最杰出的是像康德、利希滕贝格和亚当·斯密这样的学院派人士，或者像狄德罗、莱辛和加利亚尼这样的文人。后者的博学会令大学教授也艳羡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