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赞美伏尔泰，但是说他行为古怪：“有人把一页纸给他看，上面有日内瓦公民卢梭刚刚胡乱写成的攻击他的内容。他勃然大怒，大发雷霆，把卢梭称作恶棍；他巴不得有人把这个卑劣的家伙打死。当场有人说：‘看看，我敢说，今天、明天或后天，他会求你收容他。你打算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伏尔泰咬牙切齿地回答：‘我该怎么办？我会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进入我的房间，然后对他说： 看吧，这是我的床，这幢房子里最好的床，躺在那里睡觉吧，后半生就睡在那里吧，祝你快乐。’”故事有趣，但绵里藏针。狄德罗欣赏伏尔泰的作品和仁慈大度，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绝不信任他。直到1778 年，他们两人才见面，当时伏尔泰返回巴黎，不久就故去了。至于德意志人的同道，例如莱辛，他们与法国人保持一种疏远的、得体的、有点让人不太愉快的关系： 他们崇拜法国人，但心怀嫉妒，敬而远之。卢梭最初受到所有人的追捧，然后他拒斥所有的人，也遭到所有人的拒斥，甚至遭到大卫·休谟的拒斥。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
启蒙家族这个比喻不是我的发明。启蒙哲人们就这样说。他们自称是一个“小团体”（ petite troupe），有共同效忠的事业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意识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吵： 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有些最难听的指责只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一旦变得公开，通常会用于大量的客套言辞来加以粉饰。此外，外界的骚扰或对骚扰的担心也驱使启蒙哲人们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忘掉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要得知一本书被查禁焚毁、一个激进作者被投入监狱、一段异端文字被审查删除，那就够了。他们就会聚集队伍，爱挑事的官员就得面对一场突然的战斗： 与伏尔泰歇斯底里地号召团结相比，1758 年爱尔维修发表《论精神》引发的风暴，翌年对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查禁，更能把启蒙哲人变成一党。那些试图摧毁这一运动的批评者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57 年，报人弗雷隆向书报检查主管马尔泽布指控狄德罗是“一个大团伙的头目，他掌管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社团。这伙人每天都在用阴谋诡计来发展壮大自己”。
实际上，启蒙哲人比那些狂热的传道者更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伏尔泰很高兴地承认，尽管无神论误入歧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一个有许多个霍尔巴赫的世界会是很惬意的，远远比一个充满基督徒的世界更惬意；霍尔巴赫对伏尔泰提倡的自然神论并不看好，但也投桃报李地表示敬意。当然，有一个事情差点打碎了启蒙运动的团结，那就是启蒙哲人们对卢梭的迫害。但是这些迫害者并不这样看。他们为自己的粗暴进行辩护，说卢梭自行脱离这个家族，是最不齿的人，是启蒙哲人的逃兵。1762 年7 月，就在卢梭的《爱弥儿》遭到查禁和焚毁不久，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写道：“不，我亲爱的，不，卢梭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后果的。他有热烈的拥护者。他用说启蒙哲人的坏话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仇恨远远大于他们对上帝的爱，所以卢梭把基督拖进污泥里，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关宏旨了。只要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就行。他们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他们确信，我们阵营的逃兵迟早会加入他们的阵营。”不过，启蒙哲人之间的论争通常采用伏尔泰评说霍尔巴赫时的那种口气，而不采用狄德罗评说卢梭时的腔调。狄德罗在这封信中用“我们”来对抗“他们”，使用军事比喻，对反对派怀有刻骨仇恨；这种修辞方式也暴露了18 世纪60 年代启蒙人士表面上信心十足并团结一致，内心却焦虑不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