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大堤，当第一股细细的涓流从一个缝隙射出，决堤之水很快就会呈蔓延之势，滔滔席卷，奔涌而出。
阳明之学顿时大放光明。
扬朱抑王的清人虽然在《明史?儒林列传》中将陆王心学斥为异端，但还是客观记录下了阳明心学带来的轰动影响：“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答案就在阳明学说的本身。王阳明自己这样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一词出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是说人先天所具备的为善之能。
王阳明将之借用过来，成就自己的本体论：“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既然良知不分圣愚，不加选择地存在于一切人心之中，那么心就与自然同体：“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先验的道德良知是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
在朱熹那里，性是宇宙至上的道理，在天表现为理，在心表现为性，而王阳明却认为心即性、心即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由此，他也改变了朱熹的修养论。
朱熹的本体论建立在性与理的并行之上，属于两条线，所以他的修养论注重通过研究外物进而明心理，于是要求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
王阳明对此提出了批评：“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同时他认为，只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那么就会造成知行脱节，支离割裂，而这就阻隔了人的成圣之路。
于是他提倡直接将功夫用在心上，因为良知是一个先验本体，包含着最高的道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朱熹的“格物致知”被王阳明改造为了“致良知”。那么，人只要把这种先天明觉之心推及于事物，人的行为自然符合圣贤的道德要求，将外在之物纳入心中来达到“致良知”，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