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他与同时期另一位儒学宗师薛瑄，俱为明初朱熹之学的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
《明史》中这样说他：“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
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宦官势力在明朝十分强大，几乎祸害了有明一代的整个朝政，佛教势力同样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这两种势力当道，于吴与弼而言，就失去了走出家去治平天下的先决条件，只能老于林下。为此，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明代宗景泰年间，再到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他屡被推荐，但一直拒不出仕。
天顺元年，明英宗朱祁镇赐玺书，赍礼币，征吴与弼赴阙，授他左春坊左谕德，面对殷勤备至的皇帝，他仍然摇头拒绝。明英宗纳闷了：“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他回答道：“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英宗不许他辞职。最后吴与弼请求“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以普通百姓身份入馆，翻阅秘阁之书。明英宗说：“欲观秘书，勉受职耳。”两个月后，吴与弼以病重为名请归。明英宗只好遗憾地放老先生返乡，而且“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
吴与弼秉承朱熹的学术理念，认为“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强调个人苦修，要人通过读书穷理的“集义”功夫，达到“涵养德性本原”。同时，他还持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即通过内敬和格物致知对人自身“浣洗”，从而陶冶出“莹澈昭融”的达理通性。
吴与弼在他的《日录》中强调：“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他与程朱一样认为，学者要常存警惕之心，克制非分欲念，因而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他非常重视“主静”，提倡在静坐与夜思中实现心灵的通透、达悟。
“澹如秋水贫中味，和若春风静后功。”这是吴与弼所写的诗联，正可当作他为人的真实写照。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他：“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及夫得之而有以自乐，则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此正孔、颜寻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动之间，悉归平澹。晚年出处一节，卓然世道羽仪，而处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于道，其能如是？”他为吴与弼所画的人格肖像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吴与弼所创的“崇仁之学”主静主敬，主张在“静观”中反求于“吾心”，实为明代王学的发端。
吴与弼一生授徒，桃李繁多，门人学生中声名最显著者为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谢复、郑伉等人。胡居仁以“主静”标宗，开启了“余干之学”。“余干之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为娄谅，他则是王阳明的老师。以此而论，陈献章实是王阳明的师叔。
由此可见，吴与弼已经于不自觉中，和会了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他的存心以涵养本源与主倡静思冥悟的修养方法，将在他的弟子陈献章、娄谅身上结出心学的花蕾。
而这朵花蕾又将在明代中期，通过王阳明的发扬光大，绽出心学的奇葩。程朱理学也将从此式微，代之的是心学的异军突起与广泛播扬。
无疑，陈献章将以其“江门之学”成为理学的终结者和心学的发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