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现代慈善建设的推进，我更进一步感受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的局限性。比如，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的学生卫生间都没有放置卫生纸，只是在外事接待的地方才放置。我呼吁了不少地方，但效果并不明显，许多人认为这是小事情，很正常。有的教授还公开和我辩论：我们大学的学生素质低，放卫生纸他们会偷走！
我的感慨油然而生：为什么名牌大学也不尊重普通的一般需求呢？难道我们的“公而忘私”就是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需求吗？看来“狠斗私字一闪念”有着牢固的文化基础。由此我又想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对每个人的日常需求不给予一定的重视，那么我们的一些政策就难免受到这种文化影响，有些高尚的口号可能不近人情，甚至违反人性。比如，过去一些年我们的文化都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即打捞掉入激流中的木头可以奉献生命，救灾过程中也要以集体财产不受损害为最高标准甚至可以牺牲自己。这样的文化价值，如果让各个地方的各个层面都要绝对服从和贯彻，其实有可能就会出现大的灾难。
回顾历史，真正开始认真和平地从事建设的时代，往往都要正面提出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地方客观上有利益，每个人也客观上有利益。利益的表达方式，我们的社会还在学习，还缺乏处理利益的健全机制。
所以，那种以为“上面的经都是好的，问题是下级把经念歪了”的说法和理念，必须要调整。因为千百年来，我们都自然地接受了一种“皇上圣明”因而必须绝对执行的理念，根本不会考虑有什么体制才会保证“圣明”，更不可能讨论普通大众和地方的利益如何表达的问题。
陈云的名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而在美国和许多实行联邦制度的国家，干脆就在宪法上规定，权力源于地方，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地方的讨论。在美国的参院中，索性按照每个州产生2 名参议员的办法来组成，每个州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结果华盛顿特区就没有代表，因为特区不是一个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