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胜利的同时，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在及时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后，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发展。1931年2月，鄂豫皖的红四军团，沿着京汉铁路和淮水两岸出击，在双桥镇击败了反动军队的进攻，活捉敌总指挥岳维峻。以后又攻破黄安，俘敌总指挥赵冠英，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第三两次“围剿”。同年11月，红四军团扩大成为红军第四方面军，仍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纵横数百里。湘鄂西的红军在贺龙等领导下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湘鄂西根据地扩大了，包括桑植、鹤峰、大庸等县，直到常德附近。洪湖根据地自红军主力西移后，经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至1931年初又得到恢复，同年年底，红军主力又重回洪湖。1932年春，红军连克应城、潜江、皂市、老河口等地，歼灭了多股敌军。闽浙赣区的红十军自九江外围退回原根据地后，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1931年又恢复到将近一万人。此外，右江、东江、海南岛、陕北及江苏中部各县的游击队也都很活跃。总之，从1930年9月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后，到1932年初，一年多时间内，不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300万人口的区域，而且其他各革命根据地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恢复发展到十万余人，并且发展了赤卫队十多万人。红色区域日益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大陆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是依靠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叶，日本国内新式的大规模的机械工业逐渐发达，股份公司和银行资本也迅速增长。日本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和封建经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侵略性。
日本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膨胀，必然促使它利用武力向邻近的经济落后的中国和朝鲜等国进行侵略和掠夺。1894年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朝，从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殊的权利，并加强了它和英、法、德、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能力。19世纪末，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日本资本主义在经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后，也迅速地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天比一天加紧。它利用地理上和中国接近的便利，企图逐步排挤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而独占全中国，并且制定了所谓先独占满蒙、然后灭亡全中国的“大陆政策”。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它更利用西欧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成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主角之一，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之一。
但是，从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后的30多年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由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矛盾和牵制，日本独吞中国的阴谋一直未能实现。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在处心积虑地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一天没有被根本消灭，它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也一天不会自动放弃。
九一八的炮声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1929年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的破坏力空前巨大，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错综地结合着，并在以后三年间逐步加深。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2400万工人失业，数千万农民陷于饥饿困苦的境地。这个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间、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以及附属国间、工人和资本家间、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于是，资产阶级一方面用建立法西斯专政、镇压工人阶级的方法，另一方面用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的方法，来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