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驻西贡大使弗里茨·诺尔廷（Fritz Nolting）用类似的措辞评价了麦克纳马拉及其同侪的自负。“一帮雄心壮志的家伙，”他在为一本1978年出版的图书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想要立即把事情都摆平，收拾好残局。我们有的是实力，我们知道诀窍，我们能够做到。我记得我曾警告过鲍勃·麦克纳马拉一次，告诉他想把一台福特发动机装到一辆越南老牛车里，就算不是不可能，也会非常困难。”
“他怎么回答？”采访人想要知道。
“他表示了同意，但他仍然表示‘我们能够做到’。”
现今的新保守派则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得出了一个尽管有所不同，但同样南辕北辙的教训。在为伊拉克战争备战的过程中，他们持有同样的自负，认为美国总统的政治意愿高于其他一切考量。他们是“眼球对眼球”版历史的狂热信徒。而他们的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的2002年10月，在辛辛那提的一场演讲中，乔治·W.布什总统称赞了约翰·肯尼迪，因为他敢于诉诸武力，清除本土萌生的一种新险境（“蘑菇云”）。他带着赞许引用了肯尼迪在1962年10月22日的讲话——“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同，并非只有实际发射核武器才充分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才对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实际上，小布什把约翰·肯尼迪当作一名战术权威，他想要抛弃自冷战以来几近半个世纪的“克制”策略。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他的这位前辈曾固执地拒绝了一些最亲密副官的呼吁，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从威慑变成了先发制人，这一转变显现于伊拉克的舞台上。
小布什政府官员在伊拉克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狂妄自大，令人想起了导弹危机后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出自戴维·哈尔伯斯坦的同名著作《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译者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认为传统战争的规则已经被技术进步和“震撼与威慑”改写。当巴格达街头出现无政府行为的早期迹象时，他只是居高临下地评论说“在所难免”（典出戴维·黑尔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同名戏剧。——译者注）。拉姆斯菲尔德深信美国的军事优势没有人可以叫板，他不耐烦地认为，“某些狗娘养的”根本不可能把事情搞砸。他就像越战时期的前辈那样，是一个“雄心壮志的家伙”，总是认为“我们能够做到”。
阿瑟·施莱辛格说，书写过去是书写现在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当前的事件和争议的棱镜重新阐释历史。当回顾1962年10月那混乱的十三天时，我们的观点受到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影响：越南战争、冷战结束、苏联解体、“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未来的历史学家检视导弹危机时则会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再考虑输赢的问题。在危机刚刚结束后，大部分人（特别是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肯尼迪是最大的赢家。他达成了自己的基本目标，移除了古巴的苏联导弹，而且没有把这个世界带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去。而最大的输家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至少卡斯特罗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但他的观点对大局无关紧要。他从广播里听到了赫鲁晓夫撤出导弹的决定，气愤地砸碎了一面镜子。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古巴不过是一枚棋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导弹危机却保证卡斯特罗稳坐古巴领导人的位置超过40年。肯尼迪则在取得这场外交胜利的一年多后，被一名“公平对待古巴”的活跃分子射杀了。又一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的这场古巴冒险也是导致其下台的部分原因。卡斯特罗是最成功的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