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敌人”的性别政治是否成立？在理性中心主义的场域中，女人被政治排除在外，除非给女人做“变性手术”，像《理想国》中的女公民一样。从城邦政治到国族政治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女性赋权运动作为国家主义的政治补偿，自由被框定在公民权利的界限之内。人权说的普遍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无须追加性别。因此，性别政治已经终结，但性别政治的幽灵游荡在女人的生存体验之中，即制度条文的“权利平等”和女人的感受如此格格不入。政治着陆的地点集中在社会伦理和习俗之中，女人分不清敌友——比如王佳芝，她们在伦理防线上飘忽不定；比如小云，古典与现代都不是她们的安身之处。自然依附与制度信任统统周转不灵，性别政治成了零星而偶然的事件冲突。
作为女性经验的艺术表达，电影中的女人，她们都在命运中跋涉，她们没有“自觉意识”，正是“自觉意识”的匮乏，使得她们深深地陷入了女人的“处境”之中（《无穷动》有些许例外）。她们被席卷进命运的深处，看上去随波逐流，然而发生的一切都是纯洁的，命运之于她们，像一场意外的感冒，咳嗽一下就过去了。这里的命运，与古典主义的界定不同，不是两种道义的共同毁灭，不是自然伦理与律法的对抗，而是东方女人的命运感，这种命运感表现为对命运本身的极度冷漠。但命运的命运，在她们身上，则共同体现为令人惊诧的最后决断：《红颜》中的小云爱上了自己的私生子，《苹果》中的刘苹果无意中获得了男人们争斗的一切——钱和孩子，《色·戒》中的王佳芝在自我成就的爱欲中永生—毁灭（解救了自己的爱人—敌人），《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不知所终地向幸福的秘密逃亡而去。这些非主体性的个人决断，在命运的拐弯处一闪而过，露出性别的实在（the real）面庞，或迷人，或狰狞。
缺席的政治主体与身份之谜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相信命运的女人活在不知名的安排之中。《色·戒》中的王佳芝总在接受命令，服从就是勇敢的体现。但命令指向的是某个人，影片中的那个特务头子易先生，王佳芝说：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在这里，是被革命行动小组所支配的。被支配的想象，就是强加在“我”身上的敌人，那么，“不一样”是否意味着他不是“我”或者“我们”所想象的敌人？这样的否决当然是非政治的，否决一个敌人，并不意味着王佳芝就是中立的，因为她还在行动，必须行动下去。
行动构成了直觉的一部分，她的政治直觉服从于她的感官，她终于在床上消灭了她的“敌人”——易先生被她打败，解除警戒，完全沉迷于肉欲的解脱。这就是色欲政治的悖论，女人被劈成两半，在自然关系中，她是情欲的化身；在政治关系中，她是情欲的敌人，即：她是她自身的敌人，她得和自己作战。当历史想象征用女人的时候，女人关于自己的想象便处于混乱的局面之中。因此，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坚持在政治中排除性别。但他的排除是徒劳的，因为政治生活本身无法排除女人。女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她们都和自然伦理无法切割，她们不知道她们的敌人是谁，在哪里。
但没有敌人的女人却成了政治生活的内在敌人。敌对状态下，勇者胜出，这是施密特政治哲学的生死较量。他回应了古希腊的德性说，战士之勇，是男人的德性，那么女人就天生怕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