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人批判(1)

重读波伏娃,是因为手里偶然有一本《美国精神的封闭》,此书开卷就清算女权主义,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学派红人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卷一“大学生”,指责“俗丽”的流行文化败坏了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摇滚乐是“使年轻人随着性欲亢奋的节律一起摇摆”的垃圾文化,性解放摧毁了淑女气质和典雅的男女关系,年轻人已经不会“爱”,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他们只知道“FUCK IS JUST FUCK”。

淑女气质即女性气质(Female),是男女关系的构成因素还是男女关系的结果,波伏娃的名言是: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用福柯的句式就是:性是被性化(Sexuality)的结果,女人是被女性化的结果。女性主义一直在两条路线上作战——争取人权(启蒙逻辑)和去女性化(反思人性论的后现代逻辑),而《第二性》恰好是这两种逻辑承前启后的产物。1949年《第二性》两卷本一出版,就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先声之作,女版的《存在与虚无》。此前,即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此书末尾萨特写道:“一个要求自由的自由,事实上就是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存在,这个存在把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选择为理想存在。因此,这存在不是选择使其复活,而是选择的自我逃避,不是选择与自我合一,而是选择了总与自我保持距离??自由由于把本身当作目的,它逃避了一切处境吗???这些问题可能在道德的基础上找到答案。我们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研究这些问题。”翻开萨特创作年表,这下一部著作大概是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宣告了萨特“干预”、“介入”(engagement)的政治学主张。但女版的《辨证理性批判》却没有出现,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存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在波伏娃(女人)那里,是太男子气的疯狂想象。1974年,萨特病情稍有好转,但视力恶化已不允许他写作,波伏娃建议以谈话的方式,来完成萨特的自传。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将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谈话内容整理出版,构成了《萨特传》的主体内容。在《萨特传》“政治”一节,萨特承认:“我不再是一种政治的存在。我不认为它是根本的。政治是人的尺度,其实它不是我的尺度??我有一种政治唯美主义??”看来,老萨特又回到了存在与虚无。在传记中,波伏娃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她和萨特去伦敦旅游,她选择去博物馆,而萨特宁愿去无产阶级贫民窟考查。

波伏娃没有选择“无产阶级贫民窟”,她甚至比萨特还了解萨特自身,她执笔的《萨特传》复原了一个萨特,守住了“存在主义”的防线。那么可想而知,与性解放运动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即“自由女人”的议题,不仅是自由的深化,民主与平等的方案已经变成了经由女人发挥的产物,并且是更加自由的发挥。这些预设性的计划,即存在主义意义上人被抛入其中的计划(project),和布卢姆教授所迷恋的“天然的男女关系”、“相濡以沫的两性结构”之间的对立,难道仅仅是女人与道德、与伦理、与世界的对立吗?这种对立,从女性主义的维度考查,是如此古老、如此刻意。

布卢姆教授的话,主要是说给他的学生听的,正如《创世纪》中,上帝的话是说给亚当听的,夏娃是无辜的,但还是受到牵连——女人是引诱者。其实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之内的宗教》里告诉我们,人连作恶的资格都没有,只有精灵才可以作恶,说的是那条蛇。但后来的宗教题材绘画中,蛇全部变成了女人的形象。这个“聋哑”的夏娃成了替罪羊,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解释说,这是因为恐惧,从原始犹太教到一神论的基督教,从母神崇拜到父神崇拜,男人们克服自然(physic)的过程,就是对母性权力(maternal right)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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