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