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特别抵制特赖奇克把政治与学术融为一体的做法。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了激烈反对学者们进行任何煽动和预言的意识。当然，他也承认，人们可能会看出，特赖奇克“就是在这些过度的党派激情和偏见中……从事一种伟大而热情的理想架构的追求”，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忽视了不计后果、只求真理所需的真诚严肃的努力”。
然而，特赖奇克对韦伯政治观点的影响却不应被低估。韦伯在柏林时，可能至少听过特赖奇克的两次课程，其中一次讲授的是“国家与教会”，这是一次谈论政治的著名演说。被特赖奇克论述国家的性质时置于核心地位的大国理想，把民族国家提升到政治标准的高度，以及藐视小国寡民的生活，全都重现在韦伯自己后来的政治思想中，一定程度上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认为，特赖奇克积极支持雄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给韦伯留下的印象特别强烈。韦伯在弗莱堡就职演说中要求德国采取自己的世界政策，就很可能与特赖奇克的影响直接有关。然而，就我们目前所知，韦伯并没有全盘接受特赖奇克的帝国主义目标，也从未怀有特赖奇克式帝国主义那种典型的反英偏见。
我们无法确定马克斯·韦伯在柏林就读期间还有多少其他教师影响了他的政治发展。韦伯自己提到了格奈斯特（Gneist）、艾吉迪（Aegidi）和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但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韦伯对所有把学术政治化的倾向都感到不安，使他不会接受这样的影响。另外，到柏林之后，韦伯很快就开始逃课，他宁愿待在家里大量读书。当时他极为沉迷自己的专业兴趣，因而远离政治，师从戈德施密特（Goldschmidt）学习商法，他的学位论文就是围绕中世纪商业行会的历史下功夫的。他跟从迈岑（Meitzen）所做的农业史研究，同样属于完全非政治的领域。除了布鲁纳（Brunner）和贝泽勒（Beseler）的课程之外，马克斯·韦伯还修习了祁克（Gierke）的课程，不过，祁克对他后来政治观点的影响，与对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的影响相比，可以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重要作用。马克斯·韦伯反对一切“有机的”法律和社会理论，哪怕它们表现为最温和的形式；他也反对祁克与它们扯在一起的理论，尽管他承认祁克的理论作为法律史上的一项非凡成就意义重大。
在那段时间的韦伯书信中，只有一处着重提到了鲁道夫·冯·格奈斯特。韦伯赞美过格奈斯特的德国宪法与普鲁士行政法教程，称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真正的杰作”，并且（不无保留地）记述说，这位法学学者偶尔也会评论当代的政治问题，偏爱“严格的自由派观点”。他作为自由主义国家法的律师，还抱有狂热的文化斗争信念，这对马克斯·韦伯可能也产生了强烈影响。格奈斯特肯定还使韦伯注意到了普鲁士东部各省那种引人注目的家长制自治体（patriarchalischen Selbstverwaltingsorgane）特性，这与德国西部各省普遍比较都市化的环境条件大不相同。另外，格奈斯特的比较法学方法论，某种程度上说，对韦伯后来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可谓意义重大。但是，韦伯极不赞同格奈斯特那种自治制优于议会制的主张，而且后来明确采取了与之相反的立场。韦伯认为，单纯的地方性或全国性行政，与追求权力事业的政治，两者的高下犹如霄壤。仅靠良好的行政，绝无可能实现这个伟大民族的全球性政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