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不值钱呗，所以男人们才这样叫她……我想是这样。”她解释道，而且还叹着气。
“不一定嘛。也可能她就叫这名字，也可能你听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她辩解，难道是要使一个虚幻的形象得以维持下去？
“她有时还带外国人到这里来。她告诉人，她在芭蕾舞团工作。哼，跳芭蕾的全是狐媚子……”对女侍所言我真伪莫辨。但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晰了：L交往甚广。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弄清她这样做动机何在。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她的背景不会很简单。我是怎样被选中的，还有，她叫泥——我想起自己口袋里那封芒市来信，我真想再看一遍……
我松开了她的手。这时我才发现L规定的时间已大大超过了。不过我并不内疚，难道我一定要像个陀螺一样被她意志的鞭子抽打着转个不停？我们之间并没有签什么卖身契嘛——我这样说不是要抱怨什么。不，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甚至还有点庆幸自己走到这一步：既非囚犯又不是个自由人——如此尴尬的心理境况不正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存在上吗？我是被“澄明”抛射到这个夜晚来的。我周围的一切都是谜。
在我离开梅花酒吧时，那些浮雕般的女侍突然活动起来。我听到一句残缺不全的议论：“……挺俊。”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哈，我挺俊吗？再见吧，姑娘们，也许是这样。但我承认我并不耐看。
我沿着河边的一条煤渣路向文登大区方向走去。“再见”大酒店就在这个社区的边缘。在一座已经打烊的熟食售货亭前面，一个治安警察从暗处走出来，他要我掏出身份证让他瞧瞧。在难得一见、幽远神秘的月光下面，这似乎是某部记不清片名的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我西装革履，急急匆匆，身怀特殊的使命；盘查在剧情的高潮处出现了——这类人通常是心不在焉、智力低下和颟顸的——我摸出证件，它是伪造的，但天衣无缝，我相当矜持地交验……这当儿，我又一次想起了L缓慢清晰有些造作的话语：“你暂时什么都不是。”那么，我应当从何时开始“什么都不是”呢？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从进入葬礼时算，那么此时我还是X医生。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把我像标本那样钉在一个位置上，它的效力并未中止……战后世界最大间谍案的主角阮庆（他于1972年担任南越政权总理）逃亡到河内，一时间，河内以“爱国将领”荣誉隆重欢迎他。然而，越战结束后才公布了阮将军的真实身份：人民军情报军官，大校。从一位“总理”恢复到“大校”身份，它本身就辛辣地揭示了“定位”努力的可笑。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曾做过军团司令、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乃至总理的人物居然是敌方的间谍？又怎么可以想象，两种阶级秩序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并存？治安警察问我这么晚要去哪里，我说要去拜会一位海外来客。他把我的证件高高举起，借月光来辨认上面的照片。其实在他的腰间就挂着一只长手电。“不错，是您——但现在胖多喽。”他说着笑话，把证件还给我，而且打算继续跟我聊聊：“这一带情况不好，常有人遭抢……”他忧形于色。他胸前挂着一只奇形怪状的哨子，手里握着警棍。“所以我们投入了一些力量。”我巧妙地制止他再说下去，告诉他，假如再在路上耽搁，那位“海外来客”肯定会打熬不住上床休息了，因为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