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

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分,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三、何为官德

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历代的为官之道,它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只有以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一是 “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吏的道德评价,孙叔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被尊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员。官德的标准,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司马迁的笔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战国、秦及汉初,守法则首当其冲。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三国末年,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

德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与道德教条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割断历史的借口。作为历史范畴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继承和延续下来。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坚定信念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又出现了许多道德楷模。比如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一心为民的焦裕禄、敢说真话的朱镕基……他们都赋予了官德以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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