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到第四、第五个的时候，现场先是陷入一片死寂，接着发出一声咆哮：“3连——闪开！”然后便是一阵谩骂。他是一个除了脏话以外什么话都不会说的家伙。这样描述他可能有点戏谑，但我很满意——最起码，这个短语很好地形容了这个残暴、有了一点权力便将残暴发挥到变态的可怜虫。
“你们是怎么回事？昨天，你们除了打打闹闹，像一群猪猡一样在粪堆里拱来拱去，别的什么事也没干。我检查过五个人，怎么一个个都像拉皮条的？难道你们都是妓女生的，是用钳子夹出来的吗……”
这根本就不是说话，而是发泄。这家伙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是“法国病”。他自己已经得了普鲁士病，而且病得不轻，应该感到羞耻才对。
这种病不仅在刑营传播开来，而且像天花一样蔓延到了整个德军。看到那些教官，你就能想到天花，因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已经病入膏肓。
我们被处以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惩罚性训练。训练的最后一关，是在一条几尺深的渠沟里做“俯卧撑”。渠沟里堆着松软的酵土，上面漂着一层黄色的油渣。做完俯卧撑，我们爬起来，擦掉脸上的油渣，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回到营房，我们急急忙忙吃了午饭。之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下午还有训练，而在训练之前，我们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把自己收拾干净。
我们和着衣服站在水龙头下，草草地冲了冲。步枪等设备要先洗，然后用抹布擦干，再上油，其中，枪管要仔细擦拭干净。如果是普通士兵，只有在有特殊训练任务的情况下，才需要每周把设备清洗一到两次，但在刑营，我们必须每天清洗两次。
冲洗结束后，我们浑身湿透了，但这不要紧，因为保持干净是摆在第一位的。
对我们来说，和星期一的检查同样可怕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每天晚上十点的例行卧室检查。教官想出的那些折磨我们的办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值班教官进来前，每个人必须在铺位上躺好，且保持同一个姿势：
仰面朝天，胳膊伸出毯子，贴着身体两侧平放，光着脚。每个房间都有一个责任人，责任人必须保证房间里没有任何灰尘的痕迹，士兵们的脚必须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干净，抽屉里的所有物品必须按照统一的要求折叠和摆放。检查开始前，责任人要向值班教官报告：
“士官先生，责任人布兰德向您报告：26号房间整理完毕，房间里总共有12人，其中11人已经躺下。房间已经打扫干净、通风一遍，报告完毕。”
值班教官没有听报告，而是环视四周。一旦他闻到一点异味，或看到哪个抽屉没有正确关好，或者哪只脚上有一点点阴影，那么，这个房间的责任人就倒霉了。
我相信，吉尔纳教官一定是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他经常像狗一样狂吠。听上去，他似乎总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实际上，对他来说，气得流下眼泪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每逢他值班，我们就得把所有的东西清洁无数遍，要么擦，要么洗，要么冲。我还记得有一天什金茨·伊尤斯当责任人时发生的事情。虽然岁月已经过去很久，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不幸的是，他成了全体室友的替罪羊。
等待吉尔纳的时候，什金茨·伊尤斯和我们一样惊恐不安，生怕把哪儿忘了。我们听见吉尔纳正在别的房间大发雷霆。听上去，他好像把抽屉和床板踢到了地上，而且一边踢一边叫骂，中间不时出现“猪猡”、“野狗”等词语。我们吓得直哆嗦，脸色发白。吉尔纳是一壶正在烧的水，现在已经开始起泡，等他到了我们房间，可能刚好沸腾。
我们从床上跳下来，把整个房间再检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