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令世界瞩目，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权力自始至终就与市场紧密相连。说得更明白点，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是市场。首先，权力寻租造成腐败和不公，同时把财富资源变成世袭的按爹分配，这一点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兹不赘论；其次，权力在市场中的僭越与缺位，对市场不该做的它做了，该做的它却又没做。
前者如不合理竞争，当初仓促进行企业改制，将国家或集体财富转移到个人身上（如各地中小煤矿），后来各地圈地搞房地产，崽卖爷田，都是政府操作或者获利，最终获利者几乎都有权力背景，要么是原企业官员，要么是官商双赢。实质上是在权力运作下掠夺全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使得今天许多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满原罪。当这些财产转化为各种合法投资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后者如不合理收入，央企在理论上属于全民财产，其高管本应领行政工资，但他们却一边享受政府官员待遇，一边领取百万年薪，享有官员与商人的双重好处。此外，在任何国家，合理的税制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途径，这与劫富济贫无关。但在今天的中国，税收实行的却是偏向富人的政策：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另一方面是累进税只征管工资收入，不征管财产收入，从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阶层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由一般的工薪阶层承担。
市场经济需要有竞争，需要有结果的不平等。但如果说自由竞争是社会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在社会分配上不能是赢者通吃，否则社会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这就是“公平的正义”问题。这位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的最高价值，而他所说的正义主要就是指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因而也可称作是分配正义。
罗尔斯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这个不平等必须是有控的，符合社会整体的合作发展的。其正义第二原则即认为，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做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尤其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原则虽然在排序上次于正义第一原则的自由，但如果受到严重破坏，第一原则的自由也将面临危险。
事实上，世界上发达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像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其贫富差距并不大，多数人普遍没有社会不公的感受。而在当今的中国，尚有许多人未达到温饱生活，其基尼系数却远远超过红线，导致仇富现象时时出现。对此，不应只是让权力退出市场，同时还应发挥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这才是一个责任政府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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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