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 ，“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得并不完全错。实际上，自从经历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越来越对家乡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前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他认为，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状况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高利贷崩盘之后，离婚、外逃、绑架、杀戮一度成为这场游戏的主旋律。但奇怪的是，冲突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60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嚷嚷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家所有东西搬光，“连一片铁也不留”。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10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年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弄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调查Z县高利贷的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而他们都是我的乡亲。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的规矩。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共同点，那就是我在勉力履行一个并不强大的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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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会群，《南方周末》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