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兰斯·哈尔斯致力于探索世界五彩缤纷的外表时，他所描绘的不仅是富于肉质感的草莓色的绉领或腰带上的流苏，而且还有一名女仆甜蜜的微笑、一位金发青年欢快的惬意以及一个富有的军官红润的面容。然而，这位技艺超群的画家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这种情况在画坛大师中并不多见。年过六旬之后，他似乎产生了一种悔恨之情。或许这是由于在此前后他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建立了较为密切联系的缘故，这一时期，他曾为这位思想执拗、内心充满不安的哲学家画过一幅极具表现力的肖像，或许这是因为贫困迫使他老死在修道院济贫所，与老人、病人的频繁交往和接触驱使他更好地审视自己，并因此而把更加明晰的目光转向外界。总之，突然间，人们看到他以往钟爱的色彩并没有变得黯淡——它们依然保持着灰色的亮光、纯洁的透明度和坦率性——他只是取消了色域中的一切过渡色调，同时在充满着细腻、亮色与响度的黑、白两色中，注入了大自然的各种色彩的有表现力的整个精华。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没有比《济贫所监事们》或者比《济贫所女监事们》更能反映“心灵的震颤”的作品呢？后者是他最后的画作，当他在84岁高龄绘制这幅作品时，手几乎已经不听指挥了。
所有的画家都清楚地知道，当人们找不到借口来表达绘画语言的品质时，绘画语言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有时，老年人还会孜孜以求，屈尊就范，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他们会通过心灵之门重返自然这所学校的课堂，这是千真万确的。几乎每一位绘画大师都承认这种老年人的童稚气，对于重新变得笨拙，他们并不感到恐惧。提香（TizianoVecellio，1490—1576）为我们提供了杰出的范例，在伦勃朗和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59—1660）那里，我们也将发现这一点。世界的表象仿佛从他们的视觉中消失殆尽，如果说在他们看来，形式的精神变得更为明晰可察，那不是因为精神脱离了形式，而恰恰是由于大师们发现了在形式和精神之间始终存在着关联性。他们体察到生活内在的逻辑性，他们越是洞悉这一规律，随机性也就愈发没有立足之地。当人们观赏几乎临近生命终点的画家们的最后作品时，这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就会一览无遗。在他的目力所及之处，一间济贫而简陋的卧室，苍老的面孔和双手，时光日渐增长的阴影，包括画家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的终结，所有这一切并无任何诱人之处。然而，在他的观察中，绘画材料与画家的思想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当他了解生命的力量在何方时，尽管他握画笔的手不再灵活自如，其作品却显得无与伦比。
弗兰斯·哈尔斯属于荷兰那些年过60仍创作出五六幅名画的画家之列，他所绘制的人物肖像神情严肃，身着黑色或白色衣袍，坐立在一张长桌周围。这些画家和画中人一样老态龙钟。那些经历过战火洗礼，进入知天命之年并且曾在练武、经商、大吃大喝、谈情说爱方面阅历丰富的人，当他们的皮肤失去光泽，变得皲裂、粗糙时，认为此时适合于他们的只是行政事务和慈善事业。这些昔日的富商和他们的妻室致力于乐施善行。不同年龄的人皆有各自的乐趣。荷兰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善于依据本国的经济实力与沿革，遵照《圣经》的教导来规范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规范不同社会等级与社会机构的活动准则。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可以使描绘它生活的艺术展现荷兰的和平、稳定及强有力的安宁图景，这种景象与当时地中海地区的艺术所掩盖着的狂热与痛苦，在精神方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对照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弗兰斯·哈尔斯，《饮酒的男孩》1626—1628，板面油画，直径38厘米，什未林州立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