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都没想到，第一份拒信居然来自于我认为最稳妥的马萨诸塞大学分校。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我差点乱了阵脚。怎么可能呢？难道我对自己的申请条件过分乐观了？G安慰我说，这世界上有一种被拒绝的理由叫做“over qualification”，也就是院校为了不影响排名，必须要优先选择他们认为会接受录取函的申请者，如果他们认为你可能最终不会选择他们，他们也会因此拒绝你的申请。虽说将信将疑，但是我还是选择冷静下来等待后面的消息。第二封拒信来自于波士顿大学。拒信上的理由很诚恳，因为经费的限制他们只能接受两个国际生，而我显然不是那两个中的一个。既能留在波士顿又能读公共卫生的机会已经少了一半。虽然面试机会不断增多，我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难以抑制。
情人节的当天，我终于收到了第一封录取函——布朗大学的流行病学，全额奖学金。电话那头系主任亲切地告诉我，她想用比邮件更诚恳的方式第一时间通知我这个好消息。第二天，波士顿学院和布兰戴斯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也来了。只有哈佛大学还迟迟没有音讯。就在我快要相信这就是结局的时候，意外地我收到了来自哈佛公共卫生学院C教授的邮件。
C教授是一个研究了20多年中国职业伤害的教授，他在上海开设了第一个纺织工人职业病防护的队列研究，对中国和美国的职业病防护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C教授在信中说虽然哈佛并没有安排正式面试，但他想与我很随意地见一次面。我从信里看到了希望，开始准备见面的材料。我把所有的荣誉证书都用文件夹小心翼翼地收好，并带上了我在媒体工作时的光盘资料。和C教授的见面十分顺利，我毫无保留地向他诉说了我心里的大愿望，以及我想要做的事，他耐心地听着我这些零零碎碎的故事。当我讲述为《道德观察》工作的经历时，C教授眼睛一亮，说难怪觉得这些故事有几分熟悉！原来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他，看过我在《道德观察》工作时的报道。居然还有这样巧合的事，我们便一见如故咯咯笑开了。我坦白地告诉他，我知道公共卫生是我达成理想必须经有的训练，但是我还不知道怎样通过知识去改变社会。C教授听完在我的文件夹背后写了一行字：“Harvard Six City Study”。
哈佛六城研究，这是一个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们自1974年开始的一个长期人群队列研究。这是第一个发现空气污染与死亡率相关性的研究——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比污染最轻城市死亡率足足高了26%。六城研究的这一结果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后点燃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修改空气污染治理标准的导火索。看到用知识造福人类健康的实例，我选择这条路的决心愈发坚定。梅子姐姐说得没错，正确有效的政策都应该有强大的研究证据支持，了解问题的根源才是找到干预手段的第一步。
C教授问我：“你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当医生呢？ ”“我不能接受无法救治病人时，眼睁睁看病人走向死亡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会投入太多的感情。”我很诚实地回答。“没关系，没办法做一个人的医生，但是你可以做千百万人的医生，”C教授的笑容载满了慈祥，“这样你想投入再多的感情都没问题了。”
哈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很快我就收到了盖着哈佛大学校徽和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徽的录取通知书，也很顺利的拿到了足够支持我学业与生活的高额奖学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朴素的教学楼前，阳光映照着的每一颗尘土都像金色的柳絮般飞扬在空中，终于站在这里的我，已经准备好用全身心的爱和热忱去探索，去创造，去改变，为了人类社会更健康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