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表现手法具有非凡的说服力，比较约伯的灾难与李尔王的灾难，我们很容易就此得出一些惊人的结论，而他的艺术局限性还有待发现。莎士比亚的艺术表现让我们相信，那个行走在荒野上、暴风雨中的李尔，就是他有意塑造的一个约伯式的形象。贵为不列颠国王，却败落成一个旷野中的流浪者，倍受无情风雨的吹淋和忘恩负义之女的背叛，这样的命运确实悲惨，但他真是约伯式的形象吗？约伯毕竟体验到一种更加令人敬畏的崇高，他的儿子、女儿、仆人、羊群、骆驼和房屋都被撒旦的烈火焚毁了，他所亲历的肌肤之痛也远过于李尔王。更不用说约伯还受他妻子的数落了，但对李尔王的妻子，我们却一无所知，令人惊奇的是，她生下了高纳里尔、里根这两个狡诈的恶魔，却又生了考狄利娅，一个天赐的宁馨儿。如果李尔王的妻子跟庄严的丈夫一起流浪荒野，她会说些什么呢？在日内瓦学派版的圣经中，约伯的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么？你弃掉神，死了罢。”无论如何，李尔王的妻子决不会这么说。
认为莎士比亚希望观众把约伯看作是李尔王之处境的榜样（但很难说是李尔本人的榜样），这似乎是基于剧本的一组暗示，这两部作品都明确地把人比喻为蛆虫和尘土。当李尔王急迫地宣称说“我要忍受众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时，他可能想到了约伯，联想一下他那狂躁不宁的脾性，这句话是极大的讽刺。但约伯是一个被交给控告者的义人，李尔却是一个瞎眼的国王，他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他的女儿。虽然李尔遭受愤怒的暴风雨的吹淋，但无论是他先前的遭遇（他严重地夸大了）还是他与神的关系，都说明他不像约伯。这正好再次表明莎士比亚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他令我们相信，李尔王最初的那些遭遇有着约伯式的高贵庄严，尽管这些遭遇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的，从而与约伯绝对的无辜形成鲜明对比。当李尔王说他是一个并没有犯多大的罪、却受了很大的冤屈的人时，我们愿意相信他，可这种说法真的就对吗？
只是作为一种预言式的前瞻性叙述，这种说法才是对的——不过这又是莎士比亚的惊人原创之处，它要对即将发生的变化加以表现，这种变化随李尔王而动，他在愈演愈烈的愤怒中大声地吼着，他听着自己的激愤之辞，反思着这些话语，并发生相应的变化。他走在狂风暴雨的荒野上，愤怒地咆哮着，怒火让他疯狂；走出暴风雨之后，他的内心深处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他对弄人充满了父亲般的爱，他关心化名为可怜的汤姆的爱德伽，那个装疯卖傻的人。从那时直到悲惨的结尾，李尔王都在不断地变化，在想象性文学有关人之转变的表现中，莎士比亚的表现最为出色。
既然李尔王无论开始还是后来都根本不像约伯，既然这部戏剧跟神正论毫无关系，那莎士比亚为何还要冒成为约伯之典型的风险呢？弥尔顿说，《约伯记》是“小型史诗”（比如他的《复乐园》）的范例，可如何说它是悲剧的恰如其分的范例呢？莎士比亚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他想把《李尔王》的故事背景安排在基督出现之前七个世纪的不列颠，从时间上看，除了涉及特洛伊战争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外，《李尔王》的这种布局比莎士比亚其他所有作品的年代都要早。仔细推想，《李尔王》并不是一出基督教的戏剧，不过考狄利娅又明显是一个基督教的角色，她说她在乎父亲的事，这分明是对福音书的暗示。但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基督与《李尔王》的世界无关。这部悲剧的悲剧性太让人震惊，以至于莎士比亚聪明地将它安排在基督教的天道出现之前，他凭直觉相信，那是约伯的时代。如果说《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向诺斯替世界的一次全力冒进（我相信是这样），那么《李尔王》则冒险想成为更加彻底、更为灾难性的悲剧，它想于此胜过此前及以后的所有悲剧体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