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潮社外，此时的北大还有“演讲团”、“剧社”、“新闻学会”等学生团体，他们在整个五四启蒙的过程中，将学生式的热情与学院的思考带向民间。胡适在五四运动过后，也希望学生社团可以更加完善，他提出了“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服务社会的生活”，希望学生以更好的组织性凝聚在一起，探讨学问，并尽可能地教育民众。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的光辉，除去那些动人的“兼容并包”的传说外，这些有热情有理性的学生社团也是重要表现之一。只有在真正的试图健全地培养学生的大学之中，学生团体才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长。但是，很可惜，中国动荡的时局，无法让大学保持延续性，而学生社团即使曾经如此辉煌，也终究是昙花一现。我们所羡慕的哈佛俱乐部精神，正是在哈佛大学三百年不间断的历史，始终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两点保持了大学精神的延续性，也保证了教育理想的延续。
三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这个注重知识创造效益的时代，重又回到大众的焦点。211工程更是雄心勃勃地把北大、清华推入世界一流名校的行列。即使，我们不比较有关学术论文、科研成就、基础建设、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样的硬性指标，仅仅把目光投向学生生活，就会发现其中的差距是多么遥远。
北大、清华在这一年的7月举办了划艇赛，这是牛津与剑桥的传统比赛项目。这个富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比赛，暗示了中国大学急于进入世界行列的心态。或许，再一年，这两校会举办橄榄球比赛，这样就可以离哈佛与耶鲁更亲近些。如果这项比赛能够进行下去，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因为体育生活本应是大学中重要的组成。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与世界名校在校园生活上的真正差异，是我们缺少让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不能给他们的思想以探讨和实践的机会。只有思想，才是一所大学的社团中最宝贵的东西，尽管他可能无法吸引很多的人，但是它必须在那里存在着。
北大山鹰社的登山水平在世界大学的范围内无疑都是傲人的，清华音乐团体的成绩同样令人瞩目，这两所学校甚至还慷慨地请进了国家级运动员。但是，这种活动的喧嚣无法掩饰大学的苍白，缺乏思想的学生活动，让大学校园缺乏灵魂。
由于没有灵魂的指引，中国的大学社团呈现出极度幼稚化的倾向。在中国各个大学中，最出名的团体是“爱心社”，这个社团的队伍极其庞大，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在冬天里扫雪，在黑板上贴上一张宣传画“请帮老师擦黑板”，或在楼道里摆上一瓶公用的墨水瓶……诸如此类的小儿科行为却成为学校表彰的对象。我并非反对他们的存在，只是怀疑这样的行为，如何成为大学的主流，大学不是幼儿园。而其他的学生组织更是缺乏组织性，他们并非聚集同志，为了某种目标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校园的社团的组织者，甚至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按照一位同学的说法“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好找工作，好入党”。在每年毕业生的自我推荐表上，的确有相当人堂而皇之地写上某社团负责人，尽管他可能什么也没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