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有了安身之处，有了合法身份，禾禾对爸爸说，你得好好利用一下这些东西。你有时间，也不需要为了房租辛苦卖力，利用一下吧。存点钱，张罗点小生意做。你想要的话，我把一辆热狗车便宜卖给你。你会看到它来钱很稳。然后就可以把家人接过来了，给自己买所好房子，再图发展。在美国就是这样。
爸爸想要有自己的生意，这是他的梦想，但卖热狗，从底层做起，让他逡巡不前。虽然周围大部分人都两度破产，他还是看到有那么几个，刚刚下船，甩去了背上的水，直接跳上了美国人地盘的最低枝。他憧憬的是这种跳跃，而不是从泥巴里慢慢上爬。这种跳跃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会来到，他不知道。
我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他对禾禾说，我不是做饮食的人。
那你是做什么的人？禾禾问，你们多米尼加人天生就是开
餐馆的料。
我知道，爸爸说，但我不是做饮食的人。
更要命的是，禾禾抛出了一句关于家庭责任的重话，让爸爸很苦恼。他朋友畅想的每种前景最后总是以这样的场面作结：爸爸的家人安全地生活在他的视线以内，向他喷洒着爱意。
爸爸不太能分清他朋友信仰中的这两条主线，关于生意的和关于家人的，最终两者变得无法分解。
处在新生活的律动中，爸爸本应该很容易就埋葬关于我们的记忆，但良心，还有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的家信让他做不到这样。妈妈像月份本身一样有规律的信，是打在脸上火烧火燎的巴掌。通信现在是单向的，爸爸读过却什么都不回复。他带着畏怯的期盼打开信封。妈妈详细地诉说他的孩子们如何正在受苦，小儿子贫血得厉害，人家都觉得他像是还阳的尸体。
她诉说他的大儿子在街区里玩，腿上撕裂了口子，和所谓的朋友拳来脚去。妈妈拒绝讲她自己的情况。她骂爸爸是个叛徒，抛弃他们的最高等的男妓，背信弃义的可怜虫，吃阴虱的人，没种的混蛋。在醉酒的愤懑时刻，他常常给禾禾看这些信。禾禾会摇摇头，挥手叫再来两杯啤酒。你，我的老伙计，做错太多事了。再这样下去，你的生活会四分五裂的。
我到底能做什么呢？这女人想要我什么？我给她寄钱了。
她难道想让我饿死在这里吗？
你和我都知道你得做什么。我只能这么说，否则简直是白活了。
爸爸迷失了。下工后，他会走上很长的危险的夜路回家，有几次到家时擦破了指关节，衣衫不整。他和尼尔达的孩子在那年春天出生了，儿子，也叫拉蒙，本是喜庆的理由，但朋友们并没有庆贺。他们中太多人都知晓实情。尼尔达能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他的一部分留在了别处，但每次她问起来，爸爸都告诉她没什么，总是没什么。
禾禾定期地让爸爸开车带他去肯尼迪机场，去接他的这个那个亲戚，禾禾资助他们到这里来壮大美国的。这种有规律的活动被证明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尽管他的兴旺发达，禾禾还是不会开车，也没有买车。爸爸会借用尼尔达的雪佛兰小旅行车，在车流中奋战一小时到达机场。根据季节不同，禾禾会带上从货架上取的若干外套，或是一小箱冷饮。这可是难得的款待，因为禾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人不应该染指自己的库存。在机场出口，爸爸会站在后面，双手插在口袋里，贝雷帽套得正正的。而看到亲戚的禾禾则进入了一种迷狂状态，亲戚蹒跚着走过出口的门，背着纸板箱和帆布包，晕乎乎，咧嘴笑着。他们会哭泣和拥抱。禾禾会介绍拉蒙说是一个兄弟，于是拉蒙会被拉进那一圈哭泣的人中。只要将这些到达者的面容稍加整合，拉蒙就不难看到他老婆和孩子的影子。
他又开始给岛上的家人寄钱。尼尔达注意到他开始向她借钱买烟和玩彩票。你为什么要我的钱？她抱怨说。你工作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还有个宝宝要养，有账单要付。
我一个孩子死了，他说，我得付守灵和葬礼的钱。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用手蒙住脸，当他拿开手时，她仍在怀疑地盯着。
哪个？她追问。他的手笨重地一扫。她跌倒了，两个人都一言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