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理由以为，作者如此克制自己的感情，写完本文之后，在篇后的“太史公曰”里面，总该发一点感慨和议论吧!——还是没有。“太史公曰”只正面称道李广的为人，无一字涉及他的遭遇。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结。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尝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写照!
堪与《李将军列传》相表里的另一篇，是《孝武本纪》(即汉武帝刘彻)。(此文一说非司马迁所作，但我认为还是能反映他的观点的。)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传记。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别是以开拓边疆著称，但是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反映。文章开宗名义就说：“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此，通篇都是求神、炼丹、封禅、怪异之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一个汉武帝一生没干过别的。而且他还常常为方士所骗，发现之后，就杀掉一个，接着又去上另一个的当。尽管司马迁自己也崇尚黄老，尽管在那个时代这类事还不像科学发达的今天看来那么荒诞无稽，但无论如何，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总不能以求神炼丹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汉武帝是相当不堪的。与《汉书》中所写的“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好在《史记》不是编年史，那个时期的重要史实都记载于当时的文臣、武将，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传中。例如拓边之事主要在《卫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列传》中，后人是不能责怪太史公不忠于历史的。
如果说，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通过正面的叙述，以弦外之音暗示他对李氏祖孙的同情和不平，那么，在《孝武本纪》中，他是以独特的省略来表达他对汉武帝的怨怼。这省略，这沉默，远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可以收“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当然，为项羽立“本纪”，把当朝开国皇帝手下败将写成悲壮的英雄，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笔，关于这点，论者已经很多。可惜，后世修官史的再无此襟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虽身遭刑戮，却丝毫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那种精神状态。他不加回避地写了大量本朝历史，始终坚持对刘家天下的独立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