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宋代整体讲起来，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宋代的士大夫都出自民间，可是，政府的决策却不一定反映民间的实际情形。因此，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政治体制的神经中枢和回馈系统的问题，在宋代一样存在。只是问题的所在，不是回馈和交流的断裂，而是在多种回馈之间神经中枢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这样的现象是相当奇特的。相对而言，宋代的地方层次，包括州县甚至于乡里和家族，都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一权力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士大夫或地方豪强手里。毋宁说，宋代是一个复合体，包括许多较小的自主单位。陈寅恪曾经说“天水一朝①思想最为自由”，我想他所谓的自由，毋宁说是在这小单位层次的自主性。可是在小单位之内，不论是士大夫或地方豪强，都还是一种专断的权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民主自由。
相对于汉唐两个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贫，而是无效率。小民百姓在他们所属的单位之中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可是他们可能享有小群体对个人的照顾。比如说，家族有族规，小区有社约，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给小区或社群的成员一定的约束，也有一定的保护。
从唐代体制转变到宋代的确有断裂的现象，但也是经历了一段过程，才逐渐蜕变而成的。残唐五代，虽然中国解体，可是许多地方单位和族群单位却是小民百姓能够在乱世生存的依靠。五代时候，南方的小国家最多不过今天一个省份那么大，甚至还有更小的，但他们在保境护民的口号下也确实发展了经济，使这个小地区的老百姓有存活的机会。而当时南方海路的开通，使东南地区的小国都可以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也许就使得宋代的散漫，居然变成了它的另一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