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复兴中的某些因素(1)

人们可能奇怪，为什么传统绘画恰恰在传统文化处于颓势、中国的文化生活处于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时刻，出现了如此充满活力的复兴？似乎最可能的，又最难以证实的理由是，国画复兴来自对西方艺术挑战的本能的回应。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当然其他的力量也在起作用。国画的新生，始于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上海的财富和赞助人的刺激，又进一步被反清情绪、以及导致1911年革命的民族意识的增长而推向前进。席卷全国的整理国故运动是中国新的自我觉醒的表现。用传统风格作画，就是宣告一个人对中国文化的忠诚。20世纪初的社会革命毁掉了传统的精英和文人士绅。绘画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在新的职业阶层中流行起来。更有甚者，梁启超、胡适和蔡元培都宣称，文化必须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的。但是只要历代绘画精品被藏在紫禁城高墙的后面，或作为只有享受特权的人才能够接近的私人藏品，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故宫博物院于两年后成立，中国的艺术遗产潜在地变成了公共的财富。不久，更多的博物馆建立起来，到1937年,据统计，有146家博物馆以及各式各样的画廊遍及全国。而35年前，在中国一家博物馆和画廊都没有。但同时，中国忽视她自己的艺术遗产，因为肆无忌惮的商人从佛教洞窟中砍下雕塑、怂恿违法的盗墓活动，并将难以数计的大量艺术品卖给外国收藏家和博物馆，而这些艺术品绝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无论如何，外国人对中国艺术品的渴求，也带来了这样一种效果，即大大提升了它们在中国公众眼中的价值。1935—1936年在伦敦的伯灵顿大厦举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从紫禁城运出，通过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运到伦敦，这样才使中国的艺术声誉得以恢复。在中国，艺术实践始终是一种社会活动。画家为朋友作画，经常在有朋友做伴之时，那是一种愉快的含有鉴赏意义的雅集，酒加上闲谈，营造了理想的气氛，画家便在这种氛围中挥毫作画。酷爱笔墨艺术的文人社团一直存在着，但此时这类社团激增，扮演着一个新的更加公众化的角色，既作为艺术遗产的看护人，也作为画家、书法家、鉴赏家和收藏家聚会的场所。收藏家的知识和藏品广泛地来自这些社团的展览和出版物。王个簃晚年回忆1920年代上海的国画圈子，谈到艺术家聚集在吴昌硕的家里，彼此相互观摩书画作品。[33]刘海粟也是那里的常客。吴昌硕去世两三年后，他的孙子吴东迈创办了一所不大的私立国画学校—昌明艺术专科学校。由于蔡元培的赞助，在它短暂的历史中吸引了吴昌硕生前一批朋友和学生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