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大和社会的小
同一个编剧，同一个导演，同样关注的阶层，同一种影像风格。无论如何，导演顾长卫都难以使《立春》脱离处女作《孔雀》的影子，无数的观众也自然会将二者进行比较。
《孔雀》诞生于国产电影全线向资本倒戈的时代，主创者的姿态让人感受到某种久违的贴近、率性和纯真。《孔雀》以小家庭的视角，丰富的日常细节，众生相式的描绘，复活了一段历史的记忆，带给观众普遍的共鸣，同时伴随了难得的抚慰、解析和启迪。而影片呈现出的温馨、冷静、从容，以及不动声色、娓娓道来的风貌，都给观众以意外之喜。时隔三年，《立春》在千呼万唤中艰难出笼，除了仍葆有可贵的姿态，却没能增加更多的东西。这使人钦佩之余，不禁萌生太多的缺憾。
看过《立春》的人不难发现，两者的质地形貌如同孪生姐妹。除了故事的发生时间推后了十多年，基本的叙述姿态和视角没有改变，甚至连人物的渊源都各有连接。《立春》是将《孔雀》的局部放大，具体地说，是把《孔雀》中姐姐的故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加细致化、残酷化，且将姐姐一个人物延伸放大为几个人物同时来表现。
问题和挑战在此关节上毕现。《孔雀》讲述的虽然是一个小家庭的故事，但从父母到兄弟姐妹，各人有各人的趣味追求和生活轨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小家庭的成员折射的是社会和时代的众生相。《立春》跳出了一个小家庭，化成了几个家庭的单个的人，有了更大社会观照的野心，按说应有更广阔的展示，却反而变得逼仄，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立春》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异端”，重要如王彩玲，次要如自称身患绝症的农村少女高贝贝。用“二胰子”胡金泉的自述就是，他们是一些卡在城市咽喉中的“鱼刺”，“正常人”看到他们都会如骨鲠在喉。几个主要人物都与人们习惯概念里的“正常”有距离，比如，已经苦不堪言的王彩玲到孤儿院收养女孩，也选个兔唇的残疾孩子。
与《孔雀》一样，《立春》试图呈现的是社会“众生相”，但因集中在“不正常群体”，让这个“众生相”变得狭隘、单一，与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距离。因此，《孔雀》虽然只集中描绘了一个小家庭，却透出了社会的广泛性、贴近性、代表性，其结果是“大”；《立春》虽然描绘了好几个家庭的代表人物，因为类型的相近，却呈现的是社会某个局部、特例、有代表性的个案，其结果反而是“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