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和交友不慎的关系，我常常会碰到一种年轻人，他们从事影像工作，藏身广告界赚很好的钱，但若有所思以至于随时郁郁寡欢的样子，总想着哪一天能放手拍一部电影，诚实的、尽兴的、只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好好拍一部电影。通常他们影片内容早想好了（可能二十五岁前），甚至就连演员谁演谁（通常就是身旁参与作梦的男男女女友人）都谈好了，但哪里有四千万台币呢？这类故事通常有几种不同的结局，惟每一种都让人不免难受。最常见的是这个梦想成为某种地平线般永远不会实现的东西，从此冻结在原地，以至于像个道德借口，一种定期的赎罪仪式，带着它更理直气壮、什么反省也不必的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另一种是这个梦想怪物般持续的在人身体里膨胀，但在现实中却又没出口，因此成为生命中沉重无比的负担，他可能看似和前者一模一样，继续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也过更好的生活，但人却像化身博士般裂解开来，白天是杰基尔博士夜里是海德先生，这两端的车裂拉扯力量很容易影响人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基本看法，他的眼光总是阴郁的、不信任的、仇视的、虚无的（依个人心志的抵御力强弱而定）；当然，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多年后终于把电影给拍了出来，四十五岁人拍二十五岁时的东西，一部分自己出钱一部分用别人的钱，但并不因为宿愿得偿，这个“四千万元”“三十万人”的魔咒就会放过你，所有实质的困难在这一刻才正式开——
在这样一再重演的励志故事里，如果要选出其中一项我最在意的，那就是“停滞”——你知道，一部电影的负载量通常只到一篇短篇小说的程度，还远远构不成一本书，这样规格的念头其实是不间断袭来的，像风吹花开一样，尤其在人比较年轻易感的时候，你若不当下抓住它实现它，不出一年两年它就正常的消灭了或说没用了。你让它结石般挡住在那里，阻断你跟世界、跟时间流水般生生不息的俯仰润泽关系，新的、更好的（理论上，25岁到45岁应该是一道不断向上试探的生命曲线不是吗？）念头就折箭般进不来了，因为这样而把自己冻结在二十五岁某一个晚上的偶然梦境里如化石，并不是一种好的驻留青春方式。
我们任谁都年轻过瘦削过，我回想当时我们是怎么跟这一个个梦境、这一个涌上来的念头相处的？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文字、活在“四十万元／两千册”世界的人，在这阶段简单的从书包里掏出现成的一支原子笔和笔记本，用两个收拢起野马般心思的黄昏（年轻时通常会选这款比较有悲伤味道的时刻书写，像博尔赫斯说的年轻时总喜欢“黄昏、郊区和哀伤”，又说：“我年轻时喜欢假装自己是哀伤的，而且大部分时候我会得逞。”）就完成了；慎重一点的话，你会放在心里几个月，等长夏到来，一伙人买张最便宜的火车票，悠悠坐到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去，当时还写小说并广受期待的老朋友丁亚民的父亲任职屏东糖厂总管庶务，会借给我们一间木头地板的美鹿日式宿舍（很多人搬出去住水泥公寓了），我们花一个礼拜写完它，剩下来的夏天日子就爱干什么干什么的全属于自己所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