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男人要“爱了又爱”。骂人的话。性别活泼。男人为何不是驼鸟？法国衣柜功能严重不足。矛盾杂糅及活在中间的好处……
我们要的力量是诱惑或被诱惑。在法国根本没有两性之战。
——法国女权主义者莎利文·阿加辛斯基
国王在上，这个国家其实是由女人统治的。
——路易十四
不久之前我在巴黎出席一个晚会，周围坐了一群法国女人，她们好像与同伴在从事非法的、高兴的事。她们一边碰杯，一边大笑，然后将脑袋仰过去，谈论男人。她们并没有替男人说话——话语中没有丝毫怨恨或无意中流出的困惑。这不是常见的女人诉苦会。相反，一双双手在餐桌上来回飞舞，此时的她们好像都对异性成员怀有爱和执著的欣赏。
亲爱的读者请记下，在法语中没有流行的说法用来指称与英语中分量等同的“相反的性别”。盎格鲁-撒克逊的说法变成准确的修饰之后，多少就有了点挑战的味道。要是你大胆使用“相反的性别”，法国女人还以为你在说蛛猴或某个危险的灵长目动物呢。男人不是“物种”或“门”里相反的，这也不是说男人与我们一模一样。正好相反。这些法国女人好像从根本上理解男女的不同。她们在心底知道何为男人，既有身体的又有精神的。她们是“爱情之屋”里的特工。
法国色情迷可能马上就想到了阿奈斯·尼恩的同名中篇小说。说到这里，我在餐桌上一顿乱摸（就个人而言，我对妇女诉苦会感兴趣），碰到了20世纪文人里的佼佼者，玛格利特·杜拉斯，她写道：“你对男人要爱得深。爱了又爱。你对男人要爱得深，不然如何忍受他们。”
各位读者，让我们用下面的话狠狠咬一口卡芒培尔大奶酪：其实在法国，男人和女人是相互喜欢的。很喜欢。两性之间不存在美式战争。法国男女都想在一起。他们从相互陪伴中得到乐趣。他们吵嘴。他们辩论。他们挑逗。他们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都寻找对方的陪伴。凡是与法国人吃过饭的人都被男女主人强加的座次安排吓了一跳：男孩-女孩-男孩-女孩，这可不是简单的礼仪，法国人当然是礼仪专家了。
下面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法式宴会。我被女主人克劳迪安排就座，此人是严肃的电影编辑，来自布列塔尼。她站在餐桌边，嘴撅起来，这是法国女人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形象（顺便插一句，身边是那些木制长桌中的一张，经过几十年的使用之后，外形陈旧但不失为正宗）。女主人用挑剔的目光扫视每一个客人，借此来判断他们的座次。“你坐这里……桑-克劳迪，你……这边来！等等，你必须坐那边……还有你多米尼克，你应该来这……”
底线：女性不能像母鸡那样扎堆。男人不能混在一起。夫妻二人相互熟悉但不许舒舒服服挨着坐，要分到餐桌两端就座。她之所以如此安排，是想在她的餐桌上达到最有感觉的最平衡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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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因为按照法国人男女能发生同谋的、最简单的法则，当男女混合时，语言交流（更不用说普遍的生活）就显得更为有趣；与此相同，活泼的智慧，天真的挑逗，几句悄悄话，及其他形式的共同燃烧畅通无阻时，就更少不了语言交流了。
当时克劳迪安排座位的方法对于我来说多少有些强迫和陈旧的味道（那个时候，要是有人从一尺高的山羊奶酪上削下一片但没有落入盘子里就足以使我不知所措），她用稍带严厉的口吻指示大家一一落座时，我就想：接下来呢？要把名字贴上吗？凡事都要如此地按部就班吗？我还要挑出餐具来吗？我还非要坐在一个男人的身旁，无视他嘴里叼着擀面杖粗细的手制雪茄，再多几根头发与萨特长得不分彼此？
第一轮酒喝光之后，出于礼貌，杯子里又倒上了酒，之后餐桌上的客人拐弯抹角向我抛来几个问题，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风流事（那还是……）。这件政治“同事友爱”为何如此吸引我的同胞？完全是小事一桩，一个国家为何对此念念不忘？美国人是怎么了？对于这些问题，一旦将反复讨论的清教精神搁置一旁之后，我的唯一回答是：说不好。然而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们要将西方世界文学上的启蒙之作归功于拉伯雷，明白那些看上去好像是用来修理鼻孔的外科镊子其实是为蜗牛准备的，明白当你将蜗牛称为食用蜗牛之后，这些家伙更能开胃。萨特变化成迷人的黑管手，帮助我削一尺高的山羊奶酪，嘴里还引用了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布里埃-萨维林的一句话，此言如此新鲜，我马上崇拜这个男人了：“没有奶酪的晚宴，如同漂亮女人少了一只眼睛。”与此同时，夫人整个晚上都在享受一个男性宾客不停的注意，她丈夫被夹在餐桌另一端两个女人之间，一个个空酒瓶惊人地排列在那里，此时的丈夫偶尔将目光从酒瓶上方偷偷扫过，瞥见自己的妻子成为另一个男人欲望的抽象目标之后，好像真的心满意足了。
法国男人的妻子吸引其他男人，如果法国男人对此不以为忤的话（刚好相反，一想到妻子还能引诱别人，这常常能引起丈夫的自豪，这话听起来恼人，却是普遍现象），那么法国女人还能释放诱惑性的风骚，她们并不是将这些东西压抑下去。其实，她们等待各种调情。她们参与其中。我想说，她们是不是甚至觉得少了这些东西生活将失去光彩？因为在法兰西，调情是活生生的，所以几乎是无处不在。这是做人的义务，是法国人选择的药品，是跳动在法国社会核心的生命之血。青年女子风骚。老年女子风骚。甚至女权主义者也要风骚。
法国女权主义者弗兰克斯，在就算不深刻也还聪明的《女人和男人：哲学对话》一书中向伯纳德-亨利·列维发问：“我是不是真的尽我的所能来迷你了？我敢肯定我一定是自发的，因为你是个相貌英俊又有活力的男人。能引起你的注意我很开心，但是目的何在？没有目的。为了片刻的快乐，刹那间能吸引另一个人的快乐。我必须坦白我一生里都喜欢这种快乐。”
若是在美国，调情的女权主义者本身就是个矛盾（我能听到林子里的梭标沙沙作响），但在法国，你在各处都能见到女人铁拳外面戴的是天鹅绒的手套。尽管法国总是恋爱之乡，但我们不要忘记这里也总是性别歧视之乡，所以说法国女人从来不在美式女权主义的炉火上跳舞；她们的女权主义之火烧得不旺，如法国历史学家蒙纳·欧佐夫所发现的，这里缺少美国女权主义者“他人难以相比的宽度和从未见过的强度”。在女权主义鼎盛时期，记者贾斯汀·迪拉希以更具种族倾向的词汇在《纽约时报》上指出：“说到底，法国女人解放之后并没有脱去面纱，不少人确实摘下了胸罩。但是，对于女性生存状态，这与其说是抗议，还不如说是欢庆。”
一语中的。所以我们要说（短语的转向抛开了几十年来复杂的选举权文化，我们无法将那些事件塞在本书里）站在女权主义峰巅上自得其乐并不表明法国女人有意保留她们的不足，那还不如说因为法国女人与男人在骨子里原为同谋，所以放弃了权利。相反，法国女人对于男人，拥有特别的力量和普遍的智慧，但是在美国性别冲突激烈的时代，这些都被遮掩下去了。
你可以花50美元到美国的生活坊亲身体验，或者你也可以和法国女人喝上一杯。下面才是她要对你说的话：男人不是女人（或不是驼鸟，但我们要想法完成），他的所思所想与你不同，他的“处理过程”与你不同。说到爱情游戏，其谨慎的和急迫的敏感性也达不到你的高度。事实上，如我们在下文还将探讨，如果你将他逼得太紧，他能做出的唯一反应是竖起后背上的汗毛，但他可能连汗毛都没有。解剖学上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不会做出与你完全相同的反应。在心底的某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男人来自火星，我们来自金星，我们都陷在交织的网格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心去抹掉男女之间的差异，平整我们的游戏场。这就是说，男人不能穿防护胸罩；同理，我们下面也不能穿护身，不然我们至少要觉得荒唐。
简言之，说到两性的关系，法国女人倾向于在场地上玩耍，而不是去平整场地。她们怀着某种宿命的倾向接受矛盾和男人的不足——他们的漠然和他们的张扬；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引诱。她们好像理解或至少觉得有意思：男人往往像熊一样退缩到感情的洞穴里。法国导演尼克尔·加西亚指出：“男人行动无声无息。他们把自己关起来，他们无所要求，他们就想不被我们打扰。他们在讲话时，在用话语分析感情时，不像我们那样信心十足……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行动来说明他们是谁，正是在此刻，我想理解他们，打破他们的神秘。”
这“神秘”掩盖在如何应对男女有别之下，如一把烧锅（最好是坩埚）打在你的头上。男人的神秘来自你对他们的激情，就算不是发自心里的感情，如此说来等于承认了男女有别（我是塔赞，你是简），这就显得过于传统，过于50年代。让我们回想一下，爱上男人的女人的气味确实很强烈，在这个男女共谋的文化里，不管你长相如何，这一说法都过于草率。在伯特兰德的影片《不能承受之美》里，伯纳德（杰拉德饰演）娶了惊世美人弗罗伦斯（夏奈尔模仿卡罗尔），但却深深爱上了他那稍嫌邋遢的女秘书，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女秘书极其崇拜他的男人风范，自己的妻子虽然美丽，但感情上有如冰山，结果女秘书的崇拜变成不可抵挡的诱惑。（“拥有完美之后，还有什么希望？”伯纳德追问自己的妻子。答案：没有多少。）
因为性别的活跃及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法国女人不仅喜欢调情，而且等待调情。我朋友苏菲说：“如果我和一个男人花了很多时间，他连不经意的或快乐的调情都做不出来，我多少是要生气的。调情散发出性趣味，这其中的暗示不被视为危险；相反，被视为必要的甚至是普通的差别表达方式，如同负极和正极构成电流；又如同男性插销放入女性插座（电力世界的工具正是由高瓦数的比喻来点缀的）。”引用国家研究项目负责人阿兰·杰拉米的话来说（此人是法-美性比较研究的作者之一，人类力必多多角度分析家）：“法国人并不认为调情和引诱与性直接相关，调情之后未必就能结合。”这话使人放下心来。就同一话题，法国作家兼社会批评家伊莉莎白·韦斯曼的话更有意思，她所描述的调情不过是，——“男女之间交流的身体允诺，这允诺可能永远不能兑现。”
这是身体的允诺。不是身体的威胁。
这允诺法国女人喜欢，将其视为引诱性的调侃，与陌生男人的一般接触，与普通男人的不期而遇，这调侃如影随形又没有实现——男人喜欢调情一如喜欢当地面包屋里排列整齐、等待被人吃掉的软心松饼（换言之，靠近时要有快乐感，但要有所约束）——这其中传递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这是你从所有社会学教科书里都学不来的。美国女人在法国长发披肩，品味这允诺中迸发的火花，这都是法国文化的功劳。
下面是一位美国女性为巴黎商场写下的典型博客：
上个月在家乐福站排结账，等他们将东西送到家里，我前面有一位高大强壮的英俊男人，显然是刚刚结束度假才回来。他身上穿着百慕大短裤和平底旅行鞋，波罗T恤衫，还有晒黑的皮肤，蓬乱的头发。我正在自己“结账”，想确定一下他的家庭身份（并）分析他购买的东西……反正我发现他手指上戴了结婚戒指，所以说他是在限度之外的，至少从正式的角度来说是如此。然而，轮到我时……服务员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吗，夫人？你与这位先生是一起来的，是不是？”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绽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回答说：“不是，哎呀！”蓬头先生大为感慨，向我深深一望，点头赞许，然后走出门去。
这是说小又大的片刻接触。（我在清教传统的麻萨诸塞州永远也不会做的，尤其是作为离婚的女人。坏，坏，坏。）我猜想原因之一是在法国，你好像有义务来欣赏美或使人高兴的事。
你在法国确实有义务欣赏美或使人高兴的事；你还有义务体验“身体的允诺”，即使不能发生（不是说你希望发生，对吗？）。这不是“坏坏坏”。“不不不”。其实这是“好好好”，因为韦斯曼赞同调情，说调情“在男人险些被女人阉割的时代”拯救了男女关系。
因为法国女人是在“男孩-女孩-男孩-女孩”的世界里生活和恋爱的，这是她们心理状态的成因——又因为她们还设法在女权主义中保存女性，而且其方式是尽可能的“浪”（说到这里林子里更多的梭标发出了撞击声）——在两性关系方面，不像美国女性非要寻求性别平等不可，法国女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能用其他办法来调整风帆。
超级智慧的《调情史》和《西方性史》两部著作的作者卡斯特-罗萨说：“严格的平等主义因其惩戒性的味道是行不通的。重要的不是平等，重要的是对应。我可能在同伴身后收拾屋子或洗衣服，但我并不非要指望他倒垃圾或做相同的家务。”我的朋友西塞尔如是说：“爱情不是平衡表。说到爱情，根本没有双向收入的账目。‘我为你做这个，现在你做那个。’爱和性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对一的。不是50％对50％或者你用一磅奶酪换2千克核桃。与男人幸福生活是要找到对应和补充的方式，不是50％对50％的平等主义。”
听起来过于简单，几乎让人感到惊讶，好像是宇宙中的混沌理论或E=MC2。但是，要是法国女人像爱情屋子里的那些特工的话，这里的原因就是对性别差异的解释和体验。同理，如果美国女人好像生活在那个图谱的另一端，那是因为对同一事物极其不同的体验。引用法国病理学家丹尼尔的话，这里就是各种“爱情混乱的根源”，对法国人来说，丹尼尔的话尤其适用于美国女性。
说到这些“混乱”，进化之旅是漫长的，行者不绝于道。现代妈妈王国那位麻烦不断的行吟诗人弗兰纳根从更为经典的类别中做出选择，她提出婚姻过去是为了走入性，如今结婚之后不要孩子，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男人在繁重的家庭事务中不能扮演帮手的角色，女人因此而头疼不已。弗兰纳根写道：“（美国）女性还有两个选择：向丈夫不停地唠叨使其变得更为女性化，或默默地生气并（就算以聪明的方式）来一次既有强度又有长度的性罢工，使阿里斯托芬都为之动容。乐于变得更为女性的男人——在午餐盒里写几句话，吃完饭就开始打扫等等——可能使他们的妻子感到高兴，但他们的性生活很可能没有改善，原因还是那个棘手的老问题：男女有别。”
谢谢弗兰纳根夫人，因为你在这里用法语提到了男女有别。因为法国女人从文化上更倾向于接受男女有别，她们一般不从事“性罢工”或施加压力使男人“更女性化”（如此说来，男女有别并不真是个“棘手的老问题”！）。对待你的男人如同家里养的宠物或稀有的动物，如此一来效果能否更好，这是仁者见仁的问题。安米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莎姆教我婚姻幸福》，文中说她如何将驯化稀有动物的方法用于丈夫身上，成绩斐然，方法之一是，肯定好行为，忽视坏行为。（在小婴儿身上同样适用！）她写道：“我能忍耐他的缺点：他扔在地板上的脏衣服是对我的公然轻蔑，说明他不在乎我。但是，要是将我的丈夫看成稀有物种，这能给我足够的距离，更为客观地理解我们之间的差别。”
这个观点被法国杂志《她》轻轻地挖苦了一番，因为听起来好像与动物有关，不免使人发笑。还有，你不禁要想：我们非得把男人比成刺猬或蜗牛才能明白他们与我们不同吗？我们无法“修理”驼鸟，然后将其变成马；同理，我们也无法“修理”男人，然后将其变成女人。我想起芭芭拉提的问题：“女人为什么用上十年来改变男人的习惯，然后又抱怨说他不是她要嫁的人？”爱因斯坦有不同的表述：“男人娶女人，希望女人永远不变。女人嫁男人，希望他们有所改变。最后双方大失所望。”真是聪明人。
我们美国女人不忙于改变我们自己，此时的我们往往忙于改变自己的男人。最近美国一家女性杂志发了一篇特写，题目是“你能修理他吗？”，这是把话说到家了。这篇文章解释说：“不是把我们向下滑动的丈夫推上岸，我们要告诉他们如何上岸。”文章的结论是，对于男人，应该持有更为仁慈、接近于禅的、现实的观点。为了通俗易懂，我用手边的成语将这种观点总结为：你无法改变人性，但你可以用蜂蜜吸引更多的蜜蜂。
早上好！法国女人好像几个世纪以来就知道这恼人的陈词滥调，如玛利亚所说：“男人如同小狗。喊叫是没用的，要是你把他们惹急了，他们就咬人。要是你冷落他们，他们就钻回自己的洞里。要是绳索太紧了，他们就想挣脱。要是你以更微妙的方式使用你的情感智慧，你的男人最后将像个可怜虫听你摆布。如果他还不就范，那你可能真的选错了人。”我刚听到这话时觉得耳熟，我内心的女权主义者几乎不知所措，但玛利亚的话有道理。如果能智取为何还要强攻？传统但却无效的做法将大家更为牢固地限制在家庭无聊的禁飞区里，此刻为何非要改变同伴的行为？为什么一次次重新发明、胁迫、毁掉、重建，或修理可能还没有破损的东西？如果你是在建造横跨美国的铁路或者向太空发射全球定位卫星，上述做法足以称为良好的和高尚的；但是当你与不完美的、经常使你迷惑的、感觉敏锐的所谓人类建立关系时，上述做法就有麻烦了。
这一症状的良药来自法国作家维妮，她的意见很简单：“在你生活中最好的人里有些是要犯错误的，非理性的，而且十足地讨厌，你要与这一现象和解。”当然这其中的含义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和解。我想起了《我又大又胖的希腊婚礼》里的那一幕，我们女主角的母亲设法说服她丈夫同意她的意见，其方式是使丈夫以为那是他自己的意见。母亲说：“男人可能是家庭的脑袋，但女人是脖子，她们可以把脑袋转到想要的方向上。”
她真是希腊人。这也无妨。法国妇女也有发挥作用的办法，身为女人又不必像男人那样卷入战争，在爱与性的前线上与男女有别达成和解，不必争取法国小说家洛朗斯所痛心的“表面上放弃另类，这使人人变得没有特点，好像都很熟悉”。法国女人的顶部空间更为开阔，没有谁要修理自己同伴那些不可改变的特点，她们的空间里也没有充满所谓“政治上正确的”道德威胁（但是你切奶酪没有用对刀子，他们能把你投入礼仪监狱）。
返回美国不久后的一天，我正跟儿子听广播，里面刚好传出了汤姆·雷基斯的歌声。雷基斯讨厌女人，一如赫华德·斯特恩讨厌性。那天雷基斯连续唱道：“准备抚养另一代怕老婆的男人，他们被迫要坐下撒尿！”他冲着麦克声嘶力竭。我坐在那听得张口结舌。这时我儿子问了一句：“妈妈，怕老婆是什么意思？”
向一个5岁大小的孩子解释这个词很困难，比这更困难的是如何将其译成法语。有现成的表达法，按字面意思翻译，就是“被女人控制的男人”——但味道又少了一些。还有一个说法“穿裤子的是女人”，这隐去了歌词里粗俗的东西，原因之一是歌词中无处不在的美式尖刻无法渗入法国文化。听着雷基斯排解他对美国男人的不满，我不禁想起15年前诗人罗伯特·布莱建议美国男人到林子里宿营敲鼓，借此与内心的男性沟通。如今雷基斯建议他们做的大致相同，但其方式是发疯、满足、与女人扯平（“睡她们甩她们！”）。美国男人还没用上10年就从敲鼓转向捶胸了，这对于爱或性来说并非好兆头。雷基斯对着麦克高声尖叫：“我所有的孩子（指其听众），他们的心都被女人割裂了！”此时大家自然要发问：这些家伙在心灵深处确实想得到满足或被人爱怜吗？
这个问题对法国男人来说不过是修辞手法。他们想得到爱情，得到满足，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握着板斧来胁迫女人。相反，这是因为他们与法国女人相同，他们也倾向于狠狠地爱对方。于是，当美式社会女性主义者的问题在法兰西探头之后（几乎所有美国人如众多蘑菇在那里探出头来），回答又都是法式的——“我们能否超越两性差异，同时又不被指责为反对平等主义？”韦斯曼在《她》特刊上如此提问高等文化的守门人——男人和女人——用一个响亮的“能”字作为回答。洛朗斯又进了一步，她向“大自然送予男人的那个漂亮的器官”致以敬意。洛朗斯的全部文字写的都是与异性相关的迫切而又棘手的话题。韦斯曼也加入进来，说得更有兴致：“祝福男人的那个东西，那个不可辩驳的身体差异使两性融为一体。”
祝福那个东西？那个漂亮的器官？多利斯，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堪萨斯州。
在我们穿上红色舞鞋回家之前，让我们回想一下法国女性，有好长时间她们都在用自己的笔替那个“漂亮的器官”写作了。你只要打开阿尼斯有时稍显下流的《维纳斯的三角洲》或读读波琳的《O的历史》或伊曼纽尔的《伊曼纽尔》（这两本书写作时美国人还在穿短袜呢），就足够了。更为当代的、为生存所烦恼的男性结构在法国制片人凯瑟琳的作品中向我们传递敬意，因为她最先通过其颇有争议的影片《浪漫》将大号阳物带入主流影院，接下来在米尔的《凯瑟琳·米尔的性生活》里，扭曲的、病态的阳物纷至沓来。然而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维妮的新书《做女人的艺术》所描写的有思想的阳物。
根据维妮的说法，男人的那个东西是有感觉的。维妮写道：“当那东西知道你有心接受时，它就变得欢快顽皮。”然而还是这个东西，“如果发现你感觉自己又胖又丑，发现你对自己的新发型感到不安，或者你不知道在妹妹的婚礼上穿什么衣服，这时它会沉默下来。”这个神棒“能知道你在谈话中是否真的感兴趣，你是否想等别人请你跳舞，你是否想被人亲吻，或你是否希望这个夜晚永无止境。”大概还是这个东西，能告诉你何时想停止跳舞，结束清扫车库。要是有一个能思想的“法国女人的阳物”，那必定是法国人。
现在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能想起上一次在主流美国女性那里发现她们对男性身体表示敬意。女性的那个东西有权利独白，但男性的呢？说实话，在我们美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那里，男人依然来自火星，他们的那个东西还是很大的问题。事实上，好像我们不仅不想让这个东西欢快起来，我们甚至不想在度假时带上它们。不久前，我丈夫发现主流游船专为太太旅行打出的广告，照片上的女人在大概是热带的天堂里笑成一团。我不记得标题文字了，但我还记得丈夫就广告提出的问题：“这些女人是幸福的同性恋……或者是同性的幸福？”这好像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是画面中没有男人，这些女人对此又格外高兴。
友好的生殖器崇拜在美国好像真的成了恋物癖，够吓人的，尤其是赶上与女性捆在一起的产业在国内一片繁荣，迎合将男人从我们身边赶走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为人欢迎的解脱。夏洛特·约克在《性与城》的插曲中说：“我晚上要和自己的兔子在一起，不想出去对付男人。”她可不是在说一只毛茸茸的袋鼠。默琳的《男人有必要吗？》，这个题目可谓不言自明了。
想一想：按照法国人的标准，我们盎格鲁人确实在同性群体中社交。我们有太太之夜、单身汉晚会和少女之夜；我们有女嫔相和新娘，甚至还有前妻俱乐部；我们有女联谊会和男同学会（这些在法国几乎都是不存在的，我向满脸疑惑的法国人作过解释，这些东西好像都有中世纪的味道，如同同一性别的采邑）。我们有一系列为某一性别设计的俱乐部、协会、网站和群体，数量多得惊人、《O》杂志最近重点撰文讨论逐店饮酒、男人免进、滥饮鸡尾酒等现象，并对此提出了惊人的问题：女孩是否成了新小伙？再说一说性别研究的新角度。莱妮在报告中说：“在一家装了镜子的酒吧里，6个头发闪亮的女人靠在一起热烈交谈。她们的上衣线条透出性感或是透明的身体，她们的眼睛抹了睫毛膏，佩戴的手饰叮当作响，这些都不是为了把目光投过来的男人，她们是为相互打扮的。”
法国女人当然也要社交，喝鸡尾酒，谈论男人，一如我们。但我们要明白，因为男人必须在画面里，不是在画面之外，所以当这些关系变得有排他性之后，同情男人取代了与男人为伍，这时的法国女人一般是要退缩的；两性关系变得泾渭分明，男人从审美的或知识的等式中被拨离出去之后，法国女人是不高兴的。难怪就连我们亲爱的《性与城》在替几个有影响的法国猫科动物抖松皮毛时，方法也不正确。作家兼编辑托兰尼亚在其《女性》一书中提出：“近年来最为成功最为清教徒式的情景喜剧是哪一部？”“《性与城》。这些快乐聪明的单身女人大概很酷很好玩，但她们无法安顿下来。她们将在高跟鞋上结束生活，又瘦又伤心，而且独自一人。”
《性与城》里我们那些名声狼藉的朋友在连续剧结尾时确实同居了——好莱坞非要把结局设计得皆大欢喜。《性与城》在法国也是热播的（《望滩》也是热播的。继续想）。托兰尼亚要说的是，在美国泾渭分明的女性城市部落里，这里不仅有性别之战死不了的种子——因为在我们家庭的花园里种子依旧发芽；而且我们的清教遗风离我们并不遥远。
弗兰克斯说过，在法国“男女关系是而且依然是世界上最和谐的，即使还赶不上天堂。”不，并不总是天堂。法国男人也能傲慢，男子气，甚至让你“无法忍受”。但法兰西的吉祥物毕竟是公鸡，这里一定事出有因。不过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是女人，这里也是事出有因。几乎在法国的每个饰物上都能见到这个女人，我们最熟悉的她是德拉克鲁瓦《自由引领人民》里的玛利娅娜：这就是她，我们高卢的女神，一手拿着刺刀，一手拿着法兰西旗帜，冲向巴士底狱，她的长外衣被风吹开，裸露的胸脯迎向硝烟。女性的特点与愤怒都在这里了，玛利娅娜是法兰西女人的真正典范：首先，她身上有饰物。（宽沿自由帽和编成的腰带！）第二，她与男人为伍神态自若，感觉舒服。第三，她知道政治又富有感情。第四，她是袒开胸脯的。
玛利娅娜身上拥有的民族优点何止一二，但那两个乳房又作何解释？“法兰西共和国喜欢硕大的，更有母性的乳房，借此希望带来慷慨和富饶。”作家兼历史学家默里斯如此解释，之后又补充说，大小相同的乳房平衡安排，高低相等，“这额外又象征了平等精神”。将玛利娅娜称为“大胸壮女”的杜米埃把这位民族女神描写成裸体的，而且还有两个男性幸福地吸吮她那双如山般大小的乳房。接下来玛利娅娜的翻版更是数不胜数。
就让法国人用神话般的、叛逆的女性象征法兰西民族的价值，因为这些女性拥有特殊的品质：圣女贞德能听到声音。玛利娅娜有伟大的乳房。所以说超级模特卡斯特才被选成新一代的玛利娅娜，卡斯特曾宣布说她的乳房是吃黄油和新鲜奶油长大的。对此殊荣卡斯特说：“代表法兰西、自由及何为女人的某种理念——这是重大的责任。”这话当真。
我第一次看到德拉克鲁瓦的玛利娅娜也被她张扬的法国乳房所感染，尤其是这双乳房在没有内衣的衬托下带领她的祖国投入战斗。（最近《纽约人》上有一幅漫画：一个母亲和自己的小儿子来到卢浮宫，正抬头看德拉克鲁瓦为玛利娅娜做的画像。母亲：“是的约翰尼，这是因为衣柜功能障碍。”）我用力回想美国是否也有与之相同的女性偶像？自由女神像马上来到眼前，但她也是法国制造的。我记忆中与玛利娅娜最接近的是格兰特·伍德的哥特式少女，她一脸严肃，很是正经，散发出平庸的功利主义，这与玛利娅娜又不可同日而语了。说实话，你希望谁来做你的个人偶像和国家的名片呢？
我要补充一句，玛利娅娜并非一人。法国女人还有埃洛伊兹，她来自中世纪，她对阿伯拉尔的爱是如此强烈，以至她宁可无视当时的社会传统和宗教道德，追求自己对性的渴望。法国女人还有圣女贞德，她的爱所指并非男人，但却是以其形象创造男人的人。贞德听到召唤后，率领军队投入战斗，成为叛逆，神秘少女，战士，圣徒，烈士，而这些都是在她刚满19岁时完成的。（写到此处又出现少年的精神了。）好像担心我们忘记，巴黎的护佑圣女圣热内维埃夫与圣女贞德相同，也是出身社会底层的法国少女，她马上就能与上帝接触，通过上帝来避免巴黎被匈奴人攻陷；此外，她还有其他惊人的战绩。还要说说玛利娅娜，她所代表的是邻居家普通的法国少女，所体现的是非凡的民族精神，这里还有大陆上最为著名的乳房。这些伟大形象所拥有的造反与偶像崇拜精神可能早已渗入法国女性的基因，如此说来好像挺牵强的，但我们还是要说。
当然还有其他女性为法国妇女高高擎起手中的火把，这里最为耀眼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下面还要写到她）。如果她们唤起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尤其具有法国特点的女性精神与女性力量之混合；这里要插上一句，尽管法国社会还有性别歧视，但这里依然允许妇女拥有女性特点，允许她们在男性世界里保留自己的性别身份，同时又不必为了安抚处于领先地位的男性价值观，而将两者彻底颠覆或无限夸张。法国女性是幸运的，她们有玛利娅娜强烈的女性品质和理直气壮的衣柜障碍作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她们在成长中，其文化氛围更允许她们要求自己的性特点，将其视为出生的权利和力量的源泉，这就使法国女性平添了某种安详的光彩。然而，我们美国女人一度高举拳头，伴着海伦·理德的《我是女人，听我吼叫》来跳舞，但法国女人不必如此高声叫喊，这里的原因之一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所说：“法兰西首先是女性。漂亮的女性。”
我们快速返回此刻。《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改变我的女性思想，一次一个男人》），作者沙利文将自己的约会写成一场战斗，“男性构成两个竞争的形象：压迫者和梦中伴侣”。这种俊男和野兽的两分法在她的性别研究中得到巩固，沙利文满心矛盾，如此一来胸中的火焰更为炽烈，最后大为恼火。确切地说，是“恼火，彻底的迷惑”，她怎么能既是女权主义者又是好幻想的、浪漫的女孩呢？她怎么能一边对“所有的男人大为恼火”，一边又“渴望遇见某一特殊男子能使我梦想成真”？追求她“生命里所安排的平等的祝福”，同时又要去爱去恨男人，这可能吗？最后我们的姑娘们好像明白了“平等的祝福”要比她们所追求的更为麻烦。几次失败的关系之后，她最后找到一个能与她一起承受某些矛盾的男子。简言之，她“在严酷的性别歧视的现实与我充满爱的幻想之间发现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存在于极端的女权主义与浪漫的幻想之间，一般来说，法国女人就生活在这里。这个世界还有个名字，叫做中间地带。将法语“le zuste milieu”翻译成“中间地带”好像没有诗意，使人感到伤心，但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这中间地带左边是拉丁灵魂高昂的激情，右边是充满笛卡尔思想的边陲小镇。这里没有极端愤怒的女权主义者或孩子式的浪漫、公主或校花染上的色彩。在这里生存，你不需要烧掉乳罩或垫起乳罩；相反，你可以轻松自如地拥抱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女人拒绝或与之斗争的许多矛盾；你可以同时是女性又是女权主义者，感官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古典的和自由的，驯服的和叛逆的，抱怨的和强硬的。生活在中间地带，好与坏，对与错，这些极端的道德概念不大可能将你推向极点。出于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讨论的原因，你将有能力与周围的环境达成和解，在这环境里浪漫有诸多可能性，但在感情上未必是纯洁的或安全的。希望较之实用更为重要；体验较之决定和“结果”更为重要。纠葛、调情、私通未必就是危险的，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可能带来迷人的撞击和矛盾，这都是因为那个被称之为“性别”的特殊东西。
法国社会远非完美，但用蒙纳·欧佐夫的话来说，这里将继续以“要求个体平等为基本原则，同时又强调各种差异。体验这些差异又不必通过焦虑，甚至可以怀着幸福来利用这些差异；大家可以从诱惑的源泉和模糊的两性关系中吸收营养；他们可以体验不同等级的罗曼蒂克。”换言之，当法国女人说“男女有别万岁”时，她们说的是心里话。
（亚马逊人和天使）：我们的清教传统，写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这个话题在其自身意义的重压之下早已变得毫无生气。但是如威廉·福克纳在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中所说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事实上，过去甚至还没有过去。”没有过去，过去依然在我们周围徘徊，悄然无声。这是如何发生的？
“男人和女人在你们的社会被分隔开来。”有一次，阿兰在电话讨论里如是说。“那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因素，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法国文化区别开来。在你们的文化中有很强的‘同一社会性’。”让我们原谅阿兰使用的“同一社会性”，因为这个词里的人类学味道使人难以承受，同意他说的话里有些道理。事实上，我们要像法国人那样将这个问题回溯几百年，因为对法国人来说，过去是性感的而且依然是活生生的。18世纪的法国是所有性别同谋的黄金时代。滋养文学沙龙的女性常常与男性从事共同的事业，当时夏特莱侯爵夫人和伏尔泰在众人中就是少有的美女与智慧的联合。那里的空气有兴奋、轻率、政治，有无数的机会来体验危险的私通——法国人喜欢这种方式。
极端法国性的文化为高卢的土地定下了持久的调子，法国大革命也未能将其打乱（那时不是爱与性的好时光），所以说法国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大为不同。法国女人与男人一道从事智慧贸易，这就不同于英格兰和美利坚，后者有几个耀眼的例子可以不计在内，其余在家庭内外与男性同谋的女性，不是轻浮的就是危险的或两者兼而有之。换言之，清教徒与自由者在文化上的分界早已铸成，太太之夜的种子在大沿帽和紧身衣流行的日子里已经播洒下来。当时我们的托马斯·杰斐逊对顺从的巴黎女人轻轻一瞟，将其与美国虔诚的女子相比较，之后宣布：“这是亚马逊人与天使的比较！”（极为扫兴的是他没活下来亲眼见一见来自布列塔尼的标枪。）
杰斐逊继续以其有力的方式为从事政治的法国妇女感到伤心，因为这些女性在重要的位置上与男性岂止是不分高低。杰斐逊说：“太太们柔软的乳房不是为政治斗争设计的，法国女子闯入政治领域并施以影响，她们错误地估计了何为自己的幸福。”这冷冰冰的意见难免使法国妇女大为不满。斯塔尔夫人比杰斐逊年轻23岁，她柔软的乳房确实闯入了政治领域，而且将杰斐逊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同性社会群体里的泾渭分明概括为“冷飕飕的屋子”。如法国历史学家蒙纳·欧佐夫所述，斯塔尔夫人强烈感到“迷失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听到两性交流发出的各种声音”。
斯塔尔夫人发出这番感慨之后不久，美国女性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从很多角度超过了她们的法国姐妹。与此同时，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法国倾向将公与私一分为二，在漫长崎岖的女权主义道路上走向了另一端。所以，如尊敬的法国作家和社会批评家萨丁所指出的，在法国“女权主义并没有严重左右男女之间的私人关系。要求平等与渴望保留各自的特点是同样强烈的。”在法国，要求平等属于公共和专业生活范畴，而确认差别“是在私人的王国里表述的：性特点，感情的和日常的生活。在美国，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总统对于性的态度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女性在工作中要求平等，在床上还要求平等。较之美国，法国极左的女性主义对两性关系施加的影响要少一些。”
不同的花园里不同的花都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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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夫人将其个人的女性偶像崇拜印迹留下之后200年来，“两性交流发出的各种声音”仍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外传播，这都是法国女权主义的功劳。就个人而言，我在美国成长的时候，永远不会太在意“各种声音”，所做的不过是调试汽车收音机上的低音喇叭，就算在我年轻时的游戏场上，在女权主义最为时尚的时刻，我还能回想起“同一社会性”里那些总也不死的种子，那里的男孩和女孩是分离开来的。（我马上想起了我们被领进学校礼堂那天，观看性别教育电影，仪式般的庄重使人多少感到惊讶。）
与阿兰相同，斯塔尔夫人也有道理，她的意见又被踏着她足迹而来的人所承认，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下面从几个世纪以来引用过的句子里选出几个：
托克维尔对发展中的美国殖民地详细观察之后指出：“美利坚在世界上是这样的国家：那里人们不停地追寻两性明显不同的行为方式，希望他们能迈出大小一般的步子，但总是走在不同的小路上。”
生活在法国的伊迪丝·华顿从远处观察她的美国姐妹之后，提出如下严厉的意见：“因为美国妇女是各自唯一的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各自唯一的伴侣，而有些女性在男人的生活中扮演知识的和社会的角色，与这些人相比，美国妇女好像是婴儿学校里的孩子。”
存在主义在法国流行之后，波伏娃来美国访问，发现美国男女好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不知如何是好。欧佐夫是这样写波伏娃的：“在美国应两位年轻的独立女性之邀赴宴，二人都没戴结婚戒指，波伏娃叹息说：房间里有单身生活的味道，这顿晚饭弥漫出‘痛苦缺失’的气息，女人吃饭没有男人，这顿饭是可悲的。她发现美国妇女对男人之所以采取敌视的态度，将其视为敌人，原因是平时两性分离……波伏娃对自己与男性那种容易的轻松的关系忠诚不二——幸福。”
容易的。轻松的。幸福。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