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命运叵测的分化(2)

“文化大革命”:关系社会再度崛起

再说江湖另一支脉——关系社会。

与此同时,非正式组织的私人关系网——关系社会的形态仍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逃脱了毁灭的命运。私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隐私,带有隐秘和心照不宣性质。自清代以来,依托人情的私人关系网本来就是模糊群体,所谓关系,并不能定向指征,边界不可确定,对象可掩盖,相交规则模糊,似有似无,所以也就不怕军事暴力、政治攻势和群众运动。天上的鸟儿再小也怕猎枪,但是天上的云彩没有形状,因而无畏。关系社会既是儒家的传承,又深得道家玄机,带有很浓重的道家文化特征,消解、无形,寓有于无,似无而有。不论如何对私人关系施加过筛控制,都没有强制力能够消灭这些关系,只能抑制它不兴风作浪。

关系社会属于后儒教时代的文化遗迹,以平民日常生活互助为依托,并无政治诉求和野心,对主流政治制度没有威胁,所以不是政府的心头之患。而且面对现代政治压力,关系社会仅采取低调姿态。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这17年,江湖处于一种被抑制状态,不论关系网还是团伙死党的活动都处于静止期。尽管处于低潮,但暗流不可忽视,尽管民间私人关系参与社会运作被抑制,但政权内基于江湖规矩的朋党活动时常发生,与旧官场一脉相承,譬如林彪集团、“四人帮”等。尤其“派性”这个名词,实际反映了古代官场朋党在现代社会的遗存。这还只是说中央一级,地方上的宗派更是名目繁多,一般多以地缘为中心,譬如,广东“梅县帮”“汕头帮”,以及福建的“闽西帮”。从理论上讲,党内江湖——任何朋党、宗派、私人交易都是党的敌人,是分裂主义。毛泽东努力进行思想批判、组织清理和政治运动,最大限度压制江湖势力和私人关系。但是,毛泽东反对派性,不等于官员不越雷池,譬如,林彪和康生就很讲派性和亲疏,善于组织宗派。

“文化大革命”为江湖再度崛起创造了良机。

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府将公民都纳入集体主义体制——单位或公社,旅行、探亲、公务、迁徙都须开具组织证明和介绍信,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杜绝游民群体再生,以此保证社会秩序稳定。所以,尽管有少量的政治派性、山头的私下运作,以及少量私人关系的互助,但一切处于控制之中,体制外的江湖机制一时未成大患。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机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摧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文攻武斗”、打砸抢,揪斗大批官员,砸烂国家机器,颠覆国家秩序,为江湖死灰复燃创造了契机。“文革”后期,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以“走后门”为特征的关系社会陡然复兴。武汉市一名中学生语文作业造句:“只有认识人,才能走后门”,受到校方严厉处罚并引发当地报刊大讨论,一时轰动全省。“走后门”通过私人关系寻求社会资源和社会特权,最初意图只是改善物质匮乏的生活。“走后门”的大量泛滥,迅速振兴了关系社会的组织网络,加强了私人关系的纽带联结,并且撇开公共社会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另建一套平行的社会再分配体系。“后门”泛滥,表明“正门”不通,合法秩序濒临瘫痪,无法保障民生供给,这一切皆归因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了关系社会咸鱼翻身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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