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商界。
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济南、芜湖、镇江等地工商金融巨子基本上都加入青红帮，不论投怀送抱抑或被迫裹挟，都属自保。会党势力扩大，大把头、小喽啰频繁侵扰商户，吃大户、打秋风，政府保护不了商人，甚至与帮会把头合伙沆瀣一气。情急之下的商人们干脆以毒攻毒，加入会党买一个名分辈分，明明白白纳些“孝敬”，避祸于街头流氓，此即“保护费”之雏形。随着大腕大款富翁富婆大量加入，帮会金蝉蜕变了，改变了早期穷人扎堆谋生性质，成为大款俱乐部。
富人加入帮会，是江湖史的里程碑。帮会由弱势隐秘群体变成强势公开群体，穷人聚众变成大亨俱乐部，对江湖文化和习俗产生示范效应。江湖大哥偶像、师徒模式和习俗规矩开始向社会扩散，部分民众以此为荣，民间百姓产生江湖故事热和江湖文化热，江湖大哥开始变成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于是，产生一种被称为“黑白两道”的“社会均质化”的大趋势：帮会黑社会慢慢变淡、变灰，慢慢向白道——主流社会扩散；主流社会——白社会也慢慢变灰，慢慢向黑社会靠拢。整个中国启动一种灰色化程序，渐渐江湖化，人皆莫能避之。
民国时期演艺界明星、艺人大多涉足帮会，否则饭碗不保。譬如梅兰芳、周信芳拜黄金荣门下，马连良、郑正秋拜杜月笙门下。以这些名伶大腕票房号召力，何愁在上海滩觅不得一碗饭食？入青帮、纳“孝敬”，实属迫于无奈。周信芳的身世便属一例。他屡遭戏班班主青帮头目顾竹轩欺辱，身陷囹圄。万不得已之时，朋友建议周信芳以毒攻毒，干脆拜大老板黄金荣为师。在大老板黄金荣调解下，周信芳才得以摆脱顾竹轩的纠缠。
最后说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
记者、律师、教师、买办、医生等中产阶层加入帮会屡见不鲜，他们是中坚力量，虽地位不及军政商大员，但人数众多，亦有家底，带动入帮的示范效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底层劳工也纷纷加入帮会。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90%的黄包车夫参加青红帮，上海福兴面粉厂的工人几乎全数入红帮，江西安源煤矿的一万多名矿工的大多数都加入了红帮。
彼时，帮会向社会全方位渗透，初步取代传统儒教秩序，几乎成为主流秩序和社会管理制度。至此时，团伙式江湖的主要成分——官场宗派、商业行帮和秘密社会，合流生成一个统一的江湖社会，成分复杂而相互贯通。也在此时，团伙传统之外的关系网络社会因应同样的社会权力真空和秩序失控，其组织模式和运营制度也日臻成熟，譬如关系“经营”、人情规则、应酬制度、保举传递的社会模式初具模样，并与江湖帮会相互渗透，协调补充。至此，江湖完全进入成熟期，取得了对中国社会的主宰力量。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中国社会的江湖化，简言之，江湖化就是体制外的规则进入体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