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和行帮的兴盛
商帮是中国商人组织即商会的先驱，也是江湖社会的主要成分。虽说商贾自殷商以来一直活跃，譬如春秋战国时，范蠡、吕不韦等人已是一方巨富。但是，古时商业仅是个人行为，没有业界组织和制度。
两千年后，明朝大批商帮崛起——徽帮、山陕帮、广东帮、江西帮、洞庭帮等，标志着商业界自发组织群体的崛起。此时，商人成伙合作，商业人口增多，阶层扩大，并带来人口格局变动和家族秩序不安定，事实上形成对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冲击。明初江苏周庄有巨商沈万三，其富可敌国，近在南京咫尺，不幸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眼中钉。朱元璋先是勒索沈万三重金修筑南京城墙，勒索后还不放心，干脆将其流放云南，以消除心头之患。这故事可充作一个注脚，解释商帮对于朝廷的异己性。
作为商帮前身，商业行会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但是数量稀少，而且非商人自发组织，准确说是朝廷官办的行业监督机构。自明代以后，商业、手工业的从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民间自发诞生了基于乡缘的合作商帮，其趋势蔓延开来，逐渐凝结为一种新制度萌芽，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代江湖的部分习俗和性格不少源自商帮禀赋，譬如：“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人情紧过债”“人情薄如纸”，还有所谓“市侩气”和“世故”性格，与商帮现象不无关涉。
明代的手工业比宋代有显著进步，商品和产量迅速增加，工艺和技术进步飞速，矿业、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产业已具有规模化经营趋势。因应手工业繁荣需要，商业发展十分迅速。又鉴于人口繁冗，耕地狭窄，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转而投身工商。吕坤《去伪斋集》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天下从商者“不知几百万矣”，可见其规模大小。当时，中国人口基数大致一亿人，刨去妇女童叟，成年男子人数低于五千万人，商人在男人中的比例达10%以上。而且，这还是以全国平均数计算，倘若在商帮发源地山、陕、闽、徽诸省，从商比例就更高，几个男人当中就有一位商人。商人和商业对国民的影响可见一斑。商业造就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各地10%～30%不等的人口比例溢出了乡村家族定居体系，从古老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广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