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江湖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曾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江湖因素，诸如侠客、黑帮、邪教之类，不能说江湖唯中国独有。应该说，秘密社会和私人关系属人类共性，只不过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蔓延。纵览全球，仅中国江湖曾于20世纪民国时期，在最高权力上颠覆过整个社会，而且至今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普通公众，干预商业文化和政治运作。唯有在中国，或海外华人社会生活，方可出现全社会江湖化，江湖惯例压倒正式制度影响社会生活。这是中国江湖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江湖可称人类江湖世界的“巨无霸”。
中国江湖创造了一些特殊组织结构和制度。择要言之，在组织上，江湖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私人关系网，即关系社会。它既不同于现代团体，也不同于传统宗族组织。现代团体，即法人团体基于社会角色设计（职务），在此基础上施以法律规则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组织（如结拜兄弟团伙）基于“辈分”“名分”，施以礼教规则管理。二者只与角色或名分相关，而与真实的个人无关。恰恰相反，江湖私人关系网，完全基于人际关系好坏，甚至取决于某一时期的私交好坏，而与角色名分系统无关。
此外，江湖还创造了帮会组织模式，既在结构上与现代团体相似，又在等级和称谓系统上与家族宗族组织接近，帮内称“师父、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是团体与家族两种结构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还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门的习俗惯例，也就是非正式规则，即江湖规矩。规矩随不同帮会而不同，甚至随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经典，有些取自传统主流社会小传统，譬如人情和面子。
近几百年来，不管中国社会上层机构如何变动，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终是凝聚民间社会——即所谓“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过阶层流动——下层人物跻身上层社会，慢慢对上层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内涵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科层制需要公文旅行一般。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通道，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力量。五百年来，定耕家族体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移民需要一定之规加以管理，江湖临时担当了影子制度的角色。就譬如西方政治，上届政府集体辞职，留下一个看守内阁维持局面。江湖就是儒教崩溃后的“看守内阁”。
这里说的江湖，不限于大陆，还包括海外华人社会。散居各国的华人习性大体接近，而与居住国的国民相去甚远。共同的语言和后儒家文化遗迹是主要根源，其行为显著特征是江湖化，讲裙带关系，讲人情，重亲族，爱面子等等。
以下四条足以标识华人与外国人之不同：
（1）讲关系：关系就是由亲属、熟人结成的社会资源和信用纽带，“多个熟人多一条路”，熟人之间相互帮忙，共谋生存。
（2）讲人情：人情是华人运作人际关系的不成文法，同时也是兼有感情和利益成分的虚拟性媒介物。
（3）讲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一种价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和运作人际关系的工具。
（4）讲“混”：混这个字，不容易译成外文，是中国江湖文化语境的独有概念；在中国，其含义不言自明，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层：①捞钱；②日子过得滋润；③有面子；④有地位；⑤人际关系好；⑥飞黄腾达。“混”是一种江湖的核心价值，一种人生观体系，是江湖世界的终极关怀。它起源于作为江湖先驱的流浪人、漂泊者、游民和流氓。
以上四条，正好构成今日江湖主型——关系社会的结构功能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