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逃税、一人诈骗，可说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众人逃税、众人诈骗，就不只是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止是执法不严问题，必须提高层次来考量，因为“法不责众”。
“责众”与法，在概念上有内涵冲突。法是什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法是众人生活生成的惯例，然后被政治权力所确认。也就是说，法首先来源于众人惯例，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法与惯例有了矛盾，自然首先应该检讨的不是惯例，而是法。一旦作为法的对立面的“陋规”通行，成为流行惯例，这个问题就大了，可能社会秩序出现了危机。上面这两个例子就属于“两张皮”，运行在矛盾的名实程序之上，合法程序不实际，实际程序不合法，体制名存实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地区全体逃税，公共财政从何而来？公共设施何以建设？社会福利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谁来负责？官员谁来养活？没钱养活的官员会不会被“逼上梁山”？譬如，部分警察拿不到财政，改“执法为民”为“执法为钱”，有油水案件多接，没油水的案件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不保障公共安全，而且故意“放水养鱼”，纵容甚至豢养犯罪源头和流氓团伙以作生财之道。
类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门是个利益集团，假使所有司机驾驶都循规蹈矩，道路上便太平无事，没人违章，没人求情，于是他们的油水就少。这谁干啊？于是渐渐地，这行业里产生一种默契，执法半紧半松，老到而恰到好处，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谓松，就是纵容司机违规；所谓紧，就是揩油。一紧一松，如风箱一样来回捣鼓。车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头回被揩油，心里惊慌，下回还得继续巴结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恶性循环，价码越来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处了一批专门在年检时刁难车主的交警“害群之马”，他们没事找碴儿，脚压着油门说你排气超标，必须到定点厂维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机被路检刁难，空车被判罚超载。无可奈何之下，各地司机们权衡利弊，结论还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财去灾吧。所以结交交警成了司机的业余必修课。有了交警朋友，便可以收到纳财消灾之效，但凡有人整治或违章事务，由其摆平或报信。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交易费用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人们总是选择费用低的制度，而淘汰费用高的制度。“害群之马”深谙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办事的费用，让你走正道无门，只好求助于关系网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
可见，许多情形下，“坏”并非可以单纯归咎为道德危机，后面还反映了社会秩序危机。正式规则一旦失范，非正式规则就有了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