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彼此的信笺越来越多，想着法子的打电话。孙多慈每次都做的很鬼祟，生怕被父亲知道了。那样以后只会被看管的更严，联络就更少了。
抗日战争爆发，但是徐悲鸿和蒋碧薇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他们都累了。
1937年7月31日，七月初五，星期日，徐悲鸿在广西桂林的报纸上，以醒目标题，刊出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鄙人与蒋碧徽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 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声明一刊登出去出去，徐悲鸿顿觉一身松快，赶紧写了打了电话给孙多慈“事情都办妥了，择日我就托人去提亲。”第二日，孙多慈看着手中的报纸眼泪顺着眼角汹涌而下。那是幸福而甜蜜的泪，她想，终于要修成正果了吧。
徐悲鸿的好友，安徽舒城沈宜甲在中间想穿红线，受徐悲鸿所托上门提亲。那日日光晴好，孙多慈躲在门边忐忑不安的偷听。孙传瑗也是热情客套，让下人沏了茶。一开始的说话也是融洽，但是当沈宜甲说明来意，孙传瑗的脸陡的就黑了。沈宜甲试探着又说了一遍。孙传瑗终于克制不住大骂着将其赶出府。
一边躲在角落里的孙多慈看着天空，阳光很刺眼，穿透了眼睛刺到了心里。很疼。她在心里轻轻的唤一声“先生”。
面对这种局面，孙多慈也无法应对。只得写信道“先生，你能再给我一段时间吗？我肯定会尽最大能力，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用我的心保证。”之后孙多慈几次跟父亲嗫嚅着提起此事，都被父亲严厉的打断，孙传瑗毫不为动，依旧在他们之间固筑高墙。孙多慈善良软弱，始终不敢与父母对抗。
徐悲鸿十分沮丧。尽管如此，他还是心存希望。最后分手的那个夜晚，他们携手漫步桂林街头，街头昏暗的路灯下两人手牵着手。虽然经常画画，但是孙多慈的手依然柔软温暖，没有厚厚的茧。徐悲鸿紧紧地攥着这只柔若无骨的小手，生怕一松开，她就不见了。
他们以为还有属于他们的明天，他们说笑着，打闹着，憧憬着。但战争纷乱，世事难料，明天只能是个未知数。至少在当时，他们不知道，那个夜晚，是他们爱情故事的最后一页。
改变他们命运的，一是李家应，一是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当时她们结伴由浙江丽水去武汉。在路上，两人聊到了孙多慈。李家应便请王映霞为孙多慈介绍对象。
王映霞眼前立刻浮出了许绍棣的影子，在她看来，这是个既有功名地位又有才华的男人，倘若真能和孙多慈结合，确实是一桩美满姻缘。从另一角度，也算是给那段无止尽的“慈悲之恋”一个完满的结局。到武昌第三天，刚刚安顿下来，李家应就送来孙多慈的相片。当天，王映霞发出牵线信。
孙多慈与许绍棣的婚姻，由此敲响开场锣鼓，而她与徐悲鸿之间的恋情，也由此徐徐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