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会以照片为历史的证据，在各大出版社近年制作的通俗香港历史读物中，照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出版物更是以照片为主导，意图让影像说话，叙述香港的历史变迁。问题是：影像真的能说话吗？它说的又是真话吗？
关于摄影影像如何说话或传达信息，粗略可以理出两个面向，一是摄影的纪录性功能，另一则是摄影的艺术性功能。前者跟后者在理念上是互相排斥的。在新闻报道、历史著述，或普通至日常生活留影中，我们都毫不怀疑照片是一些实在地发生过的事情的有力证据。但在视觉艺术的范畴中，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摄影家们开始不满意让摄影沦为纪录事实的工具。他们致力把摄影引向它的视觉形式而非被摄物件或事件的内容上去。摄影并不被动地纪录什么，而是主动地捕捉光阴、创作空间的微妙结构。摄影于是日渐成为一种有别于绘画的艺术形式。现在，加上对客观纪录的质疑和影像的支配性和建构性思考，摄影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越来越站不住脚。
纪录性摄影和艺术性摄影基本上假设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摄影语言。前者追求的是以最清晰的方法呈现事件的时、地、人等各种要素，达至纪录的资讯性作用。后者却无须顾及外在于照片的“客观”自存的事实，而只反顾自身在构图、色彩、灰调、反差、光影、时机等方面的形式掌握。当然，影像的社会信息和形式美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但基本上纪录性和艺术性有倾向上的差异。后者的通俗化版本是业余摄影发烧友奉为圭臬的“沙龙”照，即常见的维港日落帆影之类。
“战后香港轨迹”之《社会掠影》和《民生苦乐》两本照片集，正正凸显出摄影的纪录性和艺术性之间的拉扯和失调。二书所收录的是钟文略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拍摄的香港生活百态，但书中最尴尬和不协调的是影像和说明性文字之间的格格不入。钟文略的照片虽然拍下了香港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年代的市民生活面貌，但我认为他的主要拍摄效果并不是纪录性的；亦即是说，这些照片非常侧重于构图、光影等艺术技巧上的考虑，而不旨在纪录客观的社会状态。文字的部分很明显是意图把抽离的、形式主义的影像重新嵌入实有所指的历史论述中，于是便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帧只有人物剪影的照片，原本呈现的是影像的形式美感，文字却牵强地把它解说为渡轮上的平民生活片段纪录。文字的历史论述语言，把原本意义不特定的影像拉向纪录性的功能。这令我们意识到，照片往往是既多义又哑默的，往往是文字令影像说话，甚至是代影像说话。文字的历史纪录式叙述反过来夺取了钟文略的照片的主导位置，把歧义的影像简化和统一为一个充满陈腔滥调的香港进步神话，这不单是对摄影者的艺术取向的漠视，也是主流论述对摄影这个媒介的粗暴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