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八十年代是连空气中也满溢憧憬，何况少年期本属憧憬的年岁。国家的劫难与恶梦，过去了，当年这群中学生其实不很记得，更不了解在他们幼年，父母与家国发生了什么，以至不知道他（她）们得以归复正常学业后，被社会赋予怎样的期许。而他们还是宛然发呆了：在课间，在走道与操场，嬴弱而轻盈，一身一脸是青春的无辜。任曙林的凝视一次次距焦于同学之间的关系，在门边墙角，在散学前末一堂课的间隙，女孩与女孩，男孩与男孩，当然，还有男孩与女孩，群相倾谈，个别私语，或只顾无所事事地站一站，于是友谊的初始，未来的茫然，暧昧的性，未觉而将醒。作者的镜头甚至不必对准孩子的脸，只是背影，只是脚与鞋，只是走廊尽头的空墙，年少之人的懵然与欣悦，已在言说，一如他（她）们八十年代的衣装尽是岁月的细节，为照片所洗，随之成为黑白。
任曙林是文革后“四月影会”三届展览的早期参与者，师从狄源沧先生，是文革中接受西方现代摄影启蒙的第一代青年。日后，与他同代的摄影家开始了日趋多样的影像实践，而任曙林选择了校园的孩子。始于七十年代最末一年，他以长达八年的追踪，为我们留下这批珍贵的影像。当马拉美说：“世界归存于书本”，时在十九世纪，而摄影经已诞生，此后，我们可以说，岁月乃归存于照片——人与岁月，还有比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更其短暂惚恍而滋味无穷么？问及任曙林何以选择了一群中学生，他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在那时，在校园，已然萌发，并且决定了。
是这样么？我们已不能询问照片中的孩子们，无妨细细自问。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群孩子如今已较当年的任曙林更为年长，到了回望别家的少年的岁数了，甚或他（她）们的孩子已是初中生。
这二十多年间，还有哪位摄影家亦如任曙林，属意于校园，窥探少年人的身影与内心吗？我很希望这批照片能使今日辗转于考试之苦的中学生们看一眼，而在我辈眼中，永逝的八十年代，可能唯余这批照片能使我们蓦然遭遇从前的自己。
2010年4月20日写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