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依然在北郊的那个村子里排练,只是排练的时间和次数降了下来,是啊,朋友们,是该整理音乐的时候了。
在后来更多的演出中,他们由传统转向了氛围,由抑郁到紧张,由浮躁到暴怒,但心一直是自由、冰冷的。我知道这是贝斯手飘儿在说他自己的事儿,和别人无关,歌曲大段的贝斯以及用贝斯穿针引线,让贝斯手和鼓手成了主角,每首歌都有一个好的动机,但是设备和技术的不足限制了他们更多的想象力。2003年,摇滚乐远没有那么成熟,更多的人认为,即便没有好的设备和技术,同样能够做出好的音乐。现在看起来,这的确很牵强。
意识,我们总是这样,意识先行,设备跟上。一旦设备跟不上,那么作为一种载体的存在,音乐便不重要了。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够了,他们的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在被整理后变得舒缓并让自己满足的作品里,是主唱更加放肆的歌唱,是灵魂对音乐的接纳。
满足并不是满意,我认为主唱足够出色,但矛盾总是出现,贝斯手认为主唱没能表达出乐队想要的东西。在他们后来的演出中,乐队的音乐已经越来越向后朋克靠拢,我想这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否则,直接选择做这种类型的音乐就可以了,一定是身不由己,一定是某种方面的缺乏,但越是如此,那个被乐队成员认为不合适的主唱就越显得珍贵,因为只有他的格格不入,才是乐队唯一的惊喜。
这不是讽刺。
暂且放下风格不谈,现场是真实的,因为阴郁的气质在当时的西安摇滚乐现场极其少见。2004年的国庆节,我在朋友小猫租来的民房里,发现了两摞钉在一起的A4纸,像一本厚重的书,那上面是贝斯手飘儿的小说和诗歌,而我看到的是死亡、尸体相伴、坟墓里的爱情、理想的虚无……小猫告诉我,这是他在飘儿那里“偷”来的。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后来我把这些打印稿从小猫那里“偷”了回来。
关于飘儿的传说也不少。他们远离了那个村子,鸟枪换炮之后,他心灰意冷。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时候,朋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他放弃了高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没人知晓他们的生活,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主唱开始还在网上抱怨,再后来,我找不到他了。2004年春节的时候,贝斯手卖掉了陪伴他不到一年的琴,我偶尔能在演出现场的观众中看到他的身影,经常是一闪,就不见了。
大约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美院旁边的罗家寨看到一个酷似飘儿的身影,我知道那就是他,他走路飞快,还没来得及叫住,他就消失在了黑暗的巷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