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碰上“非典”，“走了”和“三点十五”都是在外边排练。西京大学管得很严，出学校门要有假条，我跟辅导员说我得在外边排练，老师说你可以去排练，只要别挂科就可以，我说我保证不挂科。那时我每周一、三、五给“三点十五”排，二、四、六给“走了”排。每天都要出去排练，同时“三点十五”和“走了”都要录音，就去鲁家村，王大治、曹石、箱子他们三个开的录音棚。当时也是王大治录的第一个乐队，他之前没有录过。第一个录的是“走了”，当时我还在绿洲上写录音笔记，就是我们每天在干吗。录唱片在当时对任何一个乐队来说都是大事。录了七八首歌，七八百块钱，那点儿钱都要去借，要凑。
当时是先录贝斯，七首歌，一个下午全录完，我那个时候弹琴算是很稳的，这也是曹石后来组“黑撒”找我的原因。两天录完所有的吉他跟贝斯，最难录的是黄星的鼓，可能录了几天。“走了”的小样就这样做完了。当时小猫还给出了一部分钱。小猫，一个山西小孩，来西安看演出，在防空洞里见谁都给发烟，发DJ的那个烟，我们都没抽过，觉得挺贵的，大家都抽两块钱的金丝猴、祝尔康。
录完“走了”就录“三点十五”，“三点十五”只有四五首成形的歌，另外有三四首新歌，只有动机但没排练过。我在给“走了”录音的同时还要和“三点十五”排练，时间会打架。为这事狗子跟我大吵过一回，最后又和好了。录“三点十五”也很顺利。“非典”之前“走了”想全国巡演，是张玮联系的，我们还在“八个半”开过会，去成都、重庆、南京，但是还得带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就是“检修坦克”。这样做是为了风格能岔开，也是为了票房有保障。等到差不多的时候，“非典”就来了，这个事就黄了。
直到下半年，我快毕业了，狗子要出国，“三点十五”办了个专场就散了。“走了”没有说要散，但是黄星年底可能去当兵，他老在西安这样混也不行，没钱，老问家里要，他保证在临走之前给“走了”培养一个鼓手出来。2003年冬天，学校开招聘会，“走了”就做了一场小型巡演，就演了俩城市，一个成都，一个重庆。成都就在“小酒馆”最老的那个店，挤满了，一百多个人，当时他们说西安的乐队很少来“小酒馆”演出，之前只有“腐尸”去过。平时看演出的人没有来，但是不看演出的人都来了。当时有吴吞，他们刚好前几天在“小酒馆”演出，唐蕾、蔡明都在，“声音玩具”“阿修罗”“雷神”的人全在，圈里边的人都到齐了想来看看。然后又去重庆演。
这次演出之前我决定要离开这个乐队，因为当时我有个女朋友，感情很好，开招聘会的时候她要去深圳工作，我要挽回这份爱情，也要去，她说你要去就必须放下乐队。正好李焱通过乐队录音对录音软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让他妈给买了台电脑，他在家里边捣鼓录音软件，萌生了单干的想法。他说也去北京算了，做乐队太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