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焯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官员，从雍正十二年（1734）当福建巡抚，到乾隆三年（1738）又任浙江巡抚兼理盐政。他，犯了一般官员都会犯的错误，居官自肥，贪污了。这么大的官贪污，当然不是一个人贪污，必然有一个贪污的派系团伙。乾隆六年（1741），卢焯等人被弹劾。先是朝廷的调查组到了浙江，将他调到外地，案件牵涉浙江湖嘉道员吕守曾和嘉兴知府扬景震。
吕守曾也已经调到山西任布政使，得知被调查，自杀了。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不知情，还为卢焯一案叫屈，说卢大人是个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官。甚至有人说，即便他自己贪污，但有工作能力的官员贪污一点点也没关系嘛，如此等等，闹事者还把副都统衙门前的鼓都毁坏了。乾隆帝闻奏，问近臣如何处理。近臣有言：山西布政使吕守曾都自杀了，就将案件推到他身上，慢慢地不了了之，对其他官员严加训诫，令其退赃，后逐渐降级处置，这样，朝廷保全脸面，也能息事安民。乾隆没有听这个建议，斥责道：官员以自杀企图掩盖罪行，逼迫朝廷，又或妄图以一人之死而永葆妻子荣贵，掩覆其他同案犯，不惟毫无廉耻，是为大逆不道。遂下令严查。最后将卢焯和扬景震“以坐赃判处绞刑监候”。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了一个敛财的好办法：以给朝廷、给皇帝进贡金炉的名义，收购云贵境内的黄金，大肆压低金价，中饱私囊，弄得吏民皆怨。眼看民怨沸腾，郭一裕被吓坏了，为掩覆自保，抢先上奏章参劾自己的同伙、上级恒文。乾隆帝派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率领调查组调查。所查属实。遂将恒文逮捕进京，乾隆帝面斥之，“宣谕赐自尽”。恒文临死，供出郭一裕是同谋并且是发起人，是创意者。乾隆又斥责郭，“命夺职，发军台效力”。同时对云贵当地十五名知情不报的官员，予以各降一级的处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一般人根本“知”不了，做不到“知”。自古大奸大贪者，多为大才之人——唐穆宗时，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当死，由于李多年在朝廷内外给自己经营人际关系，为他说情的人很多，都说他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有政绩的官员，也为朝廷、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唐穆宗见那么多人为李直臣说情，也慢慢地动摇了，他对御史中丞牛僧孺说：那么多人都说李直臣是个有才干、有政绩的官，这一次朕想饶了他……
牛僧孺慢慢回话：是的，他是有才，但他的不才，却在于拿着朝廷的俸禄，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为自己结交各种关系，“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朝廷的法律，就是要约束那些聪明有才智的人，不让他们妄逞才智。难道像安禄山这样乱天下的反贼不是有才的人吗？
唐穆宗听了，下旨，诛李直臣。有敢再为其关说者，朝廷派调查组调查，吓得谁也不敢出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