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1)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希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二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为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1629),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所以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龙锡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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