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湖湖原本主攻隋唐五代经济史，继而以志趣投身西域学研究，因此除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和阿拉伯语外，尚需掌握波斯文、藏文，乃至巴利文、粟特文、梵文及吐火罗文等诸如此类已死或半死不活的古代语言，以便阅读全部原始材料和垃圾论文。为重现杂碎汤似的庞驳世界，他将展开包罗万象的、庖丁解牛式的纵深探索，把时间夹核桃般夹开，无须后继者擦屁股，更无须繁琐的注释，人们可以一边吃爆米花一边阅读。范湖湖决意披荆斩棘，磨穿铁砚，以熔旧铸新的胆魄，以盗墓贼的眼光和悬疑小说家的冷心冷肠，著成一部令人拍案的《 西域史 》。他不惮椎心泣血，不避拾人涕唾，必欲凿险缒幽而后快，不穷尽一切智识绝不罢休。年轻学者誓愿复兴西奥多·蒙森的伟大传统，将丰沛的想象力重新注入亟须灌肠排毒的史学领域，从文明的冷峻本质理解历史，跟那伙钻牛角尖的所谓实证主义者割袍断义。祖师爷利奥波德·冯·兰克教授固然可钦可敬，但范湖湖不喜欢老先生那句简简单单的格言——据事直书。年轻学者多次引述蒙森的理念说：
“真正的历史研究总是寻求制高点，以求达到一览无余。”
他计划用三十年完成其巨作，采取《 万历十五年 》的笔法及《 罗马帝国衰亡史 》的结构，记述若干人物、部族和城邦的荣辱兴衰，添加考古细节的辛辣作料，开胃健脾，而文字如《 左传 》般简洁明快，立场如塔西陀的《 编年史 》般摒除个人好恶，再辅以历代佳作不可缺少的远见卓识，展现他纵贯古今的深刻思想，令饕客或读者食指大动。范湖湖的志业跟他本人一样不受待见，无法申请经费，写作全靠业余时间，故而进展极缓慢。他唯一的知己是个姓耿的糟老头。此人年逾古稀，留着两撇花白胡子，看上去好似一头忍饥挨饿的公海象。老耿毕生默默无闻，以致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同事把他当成清洁工，只要便池一堵就高呼其姓名。而老头子也毫不含糊，果真手持橡皮搋子奔向事发地点，不顾管道年久失修，不在乎顽敌是污水还是臭大粪。范湖湖这位忘年交，把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用来撰写一部《 世界运河史 》，深知“疏浚”二字的分量。耿老先生的父亲是个大买办，解放后遭镇压。“文革”期间，老耿本人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他讲课时多次宣告，自己要去刺杀毛主席。
“最佳的动手时机，”他向学生们反复讲解其周密的复仇计划，“是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中国，毛主席跟他拥抱之际……”
作为遗臭万年的死老虎，老头子没进精神病院，没去坐牢，更没有在背后绑一块木牌上刑场。造反派的革命小将对他极其重视。老耿为朋友两肋插刀，为情妇披肝沥胆。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养蜂人，即使屡经抄家，还拼死留住一本厚达千页的硬皮英文书，封面用烫金工艺印着个漂亮的花体单词BEE。除此之外的名著、典籍尽遭红卫兵洗劫，均被一页一页撕下来引火做饭或者充当厕纸，就这样培养了好几个日后长痔疮的文史教授和著名批评家，所以说这些风光的学者昔年都曾受惠于蹲在粪坑上的秘密阅读。他们没敢焚烧蜂窝，因为蜜蜂可不买又红又专的账，它们是校内随心所欲的黄金战斗队。当时毛主席语录代替了情话情书，革命造型代替了拥抱亲吻，但灵魂的激流和性高潮并未因此减弱，据说强度还大增。老耿一生只出过两次国，一次是八十年代末前往河内参加“占婆国拔陀罗跋摩一世梵文石碑学术研讨会”，另一次是九十年代初到喀布尔出席“贵霜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参观了该城的历史博物馆，又向东道主提出想去看看瓦罕走廊。阿富汗内战正殷，到处炮火连天，我国大使馆忠党爱民的外交官们坚决制止了他的自杀行径。由于积年逐月同史和屎打交道，学贯中西的老耿发展出一套玄奥的厕所史观，他把世界历史视作“阻塞”与“通畅”的交替轮换，认为它不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象征层面，皆与各大运河密切相关。
“小范啊，”老耿常告诫他年轻的朋友，“要融会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