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不知道，”他瞪着我，“地图为什么划分成这个样子？”
范湖湖一脸招人恨的痴呆相，当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在本人那泥多佛大的可悲记忆里定格。他不爱看漫画，不收集漂亮的贴纸，也不玩电子游戏。而它们是多么珍贵的童年欢乐啊！范湖湖的宝贝书籍越买越多，学问的种类日益扩展，很快突破了他父亲所能摸到的边界。少年郎的求知欲犹如一场火灾，让周围不学无术的男女老幼深感敬畏，他与同龄人拉开了距离，跟朋友之间的纽带仅剩下《 隋唐英雄传 》这类连环画。一个礼拜六的黄昏，我们在湿漉漉的校园操场上戏耍欢闹，四下无人，雨后的晚空显现澄澈的安宁，层层晚霞像是燃烧的旧枕木，所有景物组成了一幅意蕴深远的俄罗斯巡回画派作品。街上飘来酸笋好闻的淡臭，跟墙边栀子花散发的清香搅在一起。这股难以言喻的奇怪气味，已渗透本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化作他们恋乡之情再三神圣化了的某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极为强烈的色彩。但范湖湖感到它如同一阵无足轻重的灰尘从自己身旁掠过，没有任何意义。他站在窗明几净的教学楼三层走廊上，紧贴着掉漆的铁栏杆，身体前倾，居高临下，指着我们几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屁孩（ 包括红星电影院经理的儿子 ），好似大罗金仙降临般猛烈咆哮：
“你们这些家伙，以后只配去挑大粪！”
范湖湖当年振聋发聩的吼声在我耳边萦绕至今，他逼人仰视的伟岸形象也仍历历在目，从未减损。这座城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太阳一年两次到达天顶，长夏无冬，我们降生并成长于此，无条件地爱着它，积攒着逃离的冲动。狭窄潮热的穷街陋巷间，野狗乱吠，甘蔗发霉，似乎总有瞎嚷嚷的孩童狼奔豕突，他们穿着洗旧的海魂衫、亚麻布灰短裤、北京牌翻渣胶凉鞋，含着酸梅粉，在污水横流的公厕旁互相追逐，撞倒一个骑单车的慌慌张张的少妇；无所事事的小流氓日复一日蹲在路边，叼着烟头，趿着人字拖，冲过往的年轻姑娘打呼哨、拍巴掌，间或以乱哄哄的群殴来解决电子游戏室和低档舞厅里人满为患的问题，不时酿成一两桩爱在深秋的血腥事件。而手执蒲葵扇的老太婆总是泥塑木雕般坐在年深日久的藤椅上，静静等待天光变暗，夜色变浓。老城区人烟稠密，纵横交错的晾衣竿、晾衣绳永远挂满了衣物，放眼望去，连片的房屋好像一艘艘遭逢海难的大小帆船，飘拂着五颜六色的败絮。走到街头，那些高大的榕树、桉树、木棉树与扁桃树，遮挡了视野，让人几乎看不清陈旧的商铺牌匾和高耸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们曾以为，眼前的一切是停滞不动的。几百年来，这座城市始终处于各大势力的边缘，语言变来变去，找不到归属，成为许多文化孤岛粗暴交合的产物，并因此遭人漠视，偶尔还被诟病鄙夷。在本质上，她注定是个不孕的驯良女人。无论是中原王朝派来的平叛大军、溯江而上的广东商贩、固执的客家男女，还是建国后支援边疆的上海人、林彪四野的东北家属，他们到此垦荒、屯兵、经商、筑城，设立买马司、货栈和大大小小的新兴工厂，开办学校，创建会馆，最后埋骨于此。作为该城的新主宰，他们的子嗣企图改造她，可到头来还是抵挡不住那股郁热的魔力，逐渐撒手不管，变得像更早的移民一样随随便便，忘记了自己是谁。范湖湖的祖先正是混在某一支南迁队伍里，举家来到这个边陲市镇，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断繁衍儿孙的。至于今天又离乡背井的本城子弟，根本无法向外人描述其老家，干脆选择沉默不语。他们的故乡人早就习惯不断变迁，以至对身旁发生的新变化熟视无睹。即便那伙平庸的官僚凭着可怜的想象力，把百年老街搞成拙劣的仿威尼斯风格，用拆屋子的大机械、水土不服的电视节目把社区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热到发烫的生活照样奔腾不息。而闯荡外乡之人，跟范湖湖类似，总能清晰而不乏责怪地看到这一点：其实家乡已不属于他们，剩下的仅是过分美化的往昔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