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签证的办理也没有耽搁很久。1922年5月10日，叶赛宁和邓肯就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哥尼斯堡了。对于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来说，签证只需等一个星期，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可对于耐心不足的邓肯来讲，缓慢的签证期难挨得要命，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出门旅行之前必须一切准备就绪、到位，而且随时随地有剧院、剧院老板和观众恭候了。顺便说一下，是我无谓地打断了伊利亚·施耐德的叙述。
……从莫斯科机场起飞，定的是早班飞机。
叶赛宁是第一次坐飞机，显然心情激动。邓肯预先准备了一篮子柠檬：
“他可能会晕机，如果他吸柠檬汁的话，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
那时候，飞机上都给乘客发特制的帆布服。叶赛宁脸色惨白，战战兢兢地套上了大袋子似的衣服，邓肯却没有穿。
登机之前，我们坐在机场草坪上等待出发，邓肯忽然想起她没写遗嘱。我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蓝色记事本。邓肯在窄窄的两页上迅速写下了简短的遗嘱：如果她死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将是她的丈夫—叶赛宁—邓肯。
她把写有遗嘱的那张纸拿给我看。
“可你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如果失事的话，两个人都会死的。”
“我真没想到这一点。”伊莎多拉笑了，然后迅速加上一句话，“如果他死了，我的遗产继承人将是我的弟弟阿福古斯丁·邓肯（Августин Дукан）。”她在此页下方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伊尔玛·邓肯和我也作为证人签了名。
终于，邓肯—叶赛宁夫妇坐上了飞机，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发动机的响声震耳欲聋。突然，窗户（那里是些大窗户）里出现了叶赛宁苍白、惊恐的脸，他在用拳头敲打窗玻璃。原来，是那篮子柠檬落下了。我赶紧奔向汽车，可司机已经迎面跑来了。我抓起篮子，追着飞机就跑，跑道不平，我一瘸一拐地跑得很慢，但我还是追上了飞机，跑到机翼下方，把篮子从叶赛宁放下来的窗户边递了进去。
轻盈的飞机快速滑出机场跑道，离开地面，在耀眼的蓝天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