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邓肯学会了俄语，或者叶赛宁掌握了英语、法语或德语—这几种语言邓肯都会说—那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中就会有这两个绝对的天才和无比勇敢的人之间柔情蜜意、激情澎湃、常常真实到有失体统的通信，然而……
“……教邓肯学俄语的方法仅限于她用英语写句子，然后不同的家庭成员辛勤地为她翻译。”邓肯的养女伊尔玛·邓肯插话说。
事实上，在革命前的俄罗斯，邓肯非常受欢迎，她时常来此进行巡演，并与当地的名人交往。但是，在她的那个美好年代，她周围的俄罗斯人都精通各种外语，因此没有出现过交流的问题。
在莫斯科的学校里保存有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片，上面有她龙飞凤舞的笔迹：“我最后的爱！”后面是用大大的印刷体拉丁字母写就的俄语译文。
“我愿意亲吻你的脚印！！！”
“我不会忘记你，我将要等待你！你呢？”
他（用诗歌）回答了她，尽管他早就知道，他的心上人只会欣赏他诗歌的音乐性，而不懂得其中的含义。当伊利亚·施耐德最后给她解释这首诗的实质意思时，他那干巴巴的笨拙的翻译彻底扼杀了诗歌绝妙的本性，因此邓肯最终也没有看清诗人对她敞开的心灵，只能无助而盲目地在其边缘徘徊。
不过，他还是为她写了情诗。
即使你这杯美酒已被别人饮过，
但依然留给我，依然留给我
你秀发玻璃般的迷雾
和你美目中秋天般的疲惫。
噢，秋天的年纪！在我眼里
比青春和盛夏更加珍贵。
诗人之心因为如今的你
感到双倍的欢喜。
我的心从不撒谎，
因此我可以理直气壮
回答那高傲的声音：
从此我将不再胡闹。
是时候告别惹是生非
桀骜不驯的一时之勇。
因为我的心畅饮了另一种
提神醒脑的家酿啤酒。
我的小窗被敲响
那是九月挥动殷红的柳枝，
让我做好准备去迎接
它无所要求的到来。
如今的我可以接受很多
无需强迫，无需失去。
我眼里的俄罗斯也改变了模样，
坟墓和农舍也变得不同寻常。
我放肆地举目四望
无论在何方，我只看见你一个，
我的姐妹，我的朋友，
只有你能够成为诗人的伴侣。
而我也只能为你一人
不断地修炼自己，
并吟唱路上的黄昏
和远去的顽劣。
但是，如果叶赛宁和邓肯的两个宇宙无法用语言交流，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必须向邓肯证明，人们也喜爱他、器重他，她遇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无名小辈，而是一个大诗人，他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受到大批崇拜者的重视—邓肯曾多次在“斯托伊洛比加斯”咖啡馆见过叶赛宁的崇拜者，而且受到莫斯科政府的重视。怎么办呢？
那是1923年12月（也可能是11月末）。
加利亚讲到。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斯托伊洛”对朋友们说，12月10日是他从事诗歌创作十周年。十年前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写的东西被发表。他甚至亲自起草了提交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
叶赛宁说，诗人协会和政府都打算举办纪念活动。
加利亚讲到。
我们（纳扎罗娃和亚娜）对这种想法的态度比较冷静：我很清楚，在我们这里，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只给“德高望重者”戴桂冠，那个时候人都老得掉牙了。于是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激动地说明自己有权庆贺。
“对，是这样。等你要死了，就可以树碑立传，就可以庆贺，就能获得荣誉。可现在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想等死后再庆贺，那样对我来讲还有什么用？现在就给我庆贺吧，趁我还活着。不需要纪念碑，不需要。让人民委员会给拨一万。这是我写诗应得的。”
我们沉默的态度使他生气，他说了两三天，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纪念日。
叶赛宁总是特别害怕别人不理解他、对他评价过低或者视而不见。当人们问起他的女儿塔尼亚她姓什么时，这个小家伙总是骄傲地回答：“我不是别人，我是叶赛宁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