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所经历最深、最无私的爱，也在那一刻从此终止了。
你走的那天夜晚，我望着夜空，没有流泪。夜空那么崇高，伸手也够不着，星星灿烂地闪耀着，台北的灯光仍有一点灯火。是谁在这深夜里，还没睡觉，陪伴孤独懵懂这一切的我？
从那一刻起，我已认知自己真正失去的；心理上我知道我已成了一名实质的孤儿。我仍有父亲，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仍有母亲，但那是一位曾经生育我，十七年之后彼此才渐渐熟悉的陌生亲人。亲爱的外婆，我长大后，许多人称赞我勇敢，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打从十七岁失去你后，我已认清自己的命运。我的人生再无依靠，我必须挺直腰杆，靠自己往前走。你生前面对艰难人生的乐观态度，在我的身上从此成了无穷宝藏；人生困境时刻，哼着歌，笑一笑，什么事也就熬过度过了。
我比起多数人不害怕死亡，一大部分原因也是我早已失去人生挚爱。或许后来的三十六年间，我曾迷惘地追寻，想填补十七岁时人生破掉的大洞。寻寻觅觅，走至今日，五十三岁了；我的人生也只如一艘老破帆船，除了黄昏，除了船下的水浪，除了每日早起的旭阳，固定捎来短暂的快乐外，世间已无太多眷恋。
其实我并不如旁人眼中那般勇敢，自从你离去后，整整三十四年，我不敢参加你的丧礼，不敢拜你的坟；准确地说我无法面对你的死亡。冥冥中注定吧，两年前，我才第一回和舅舅、阿姨、妈妈一起为你扫坟。你与外公合葬于台中东海花园公墓，两位早逝的老人家，孤伶的墓碑伫立着，两旁土葬的坟地皆已成废墟。我与舅舅们决定为你整坟，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一刻终于长大；一个佯装勇敢的人终于睁眼正视人生的失落。那一年，多么凑巧，正值你百岁冥诞。你的生日十月三十日，我为你举办音乐会；你的孩子们几乎全到了，许景淳在台上演唱你生前最常哼唱的《雨夜花》、《荒城之月》，我用计算机合成技术把你打扮成巴黎姑娘、上海少女、日本贵妇等等，绘出不同装扮的画像，那是你一生没有完成的梦，而竟也是我一生唯一为你做的事。你把一切给了子女，从来没有为自己庆寿；这是你第一次的生日Party，在你死后三十四年。
你的丈夫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时代的人。陈芳明教授近日出版《台湾新文学史》，第五章第五十三页中提及你的丈夫。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诞生，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八十余位作家自台湾各地齐聚台中市。“从来没有一个场合，能够同时见证如此庞大数目的作家聚会”，参加者包括赖和、郭水潭、陈逢源、王诗琅、叶荣钟、张深切、杨逵······这场文艺大聚会举行于台中市西湖咖啡馆二楼，会场贴满了标语，包括“宁做潮流冲锋队，莫为时代落伍军”。大会结束时，你为时代冲锋的先生代表八十多位文人宣读“大会宣言”，“自一九三○以来，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恐慌，一日比一日深。看！失工失业的洪水，······大众生活坠落于穷困深渊底下，……我们决定把大会当最好的契机，进一步奋斗，把文学作品介绍到民间……”你的先生在那场大会上，与他最好的朋友赖和、张深切被推举为《台湾文艺》中部委员代表。那一刻起，你的人生也为之震动了；家不再是豪门世家长媳的托身之处，家变为一个丈夫宴客川流不息之地；家，变为你一个人独立抚养子女的代名词。你曾是清水的大美人，带着无穷的憧憬嫁入何家，从此你的生命又开始了另一段飘零的旅程，丈夫把自己连七弟都献给了时代，你则每天守在孤独的窗边守候晚归的先生，担心他的安危。《台湾文艺》出刊后，每一首抗争大时代的诗歌散文，竟写不出你雨后站在大门窗内，日渐苍老孤寂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