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老兰宝出生于基督家庭。父亲1918年生人，13岁开始信教。到了大跃进，没有礼拜天，休息日没有了。信教的被批斗，圣经被收缴，教堂财产没收了。父亲被送到碧江劳改了9个月，还有些人在监狱中关了20年。
兰宝说，1958年大锅饭，全村饿肚子。很多人翻越高黎贡山逃到了缅甸，“江对岸一带基本跑光了。后来把六库封了，不让江东的再跑掉。”
1962年到1965年，是村民眼中“最好过的三年”。“边疆特殊论”的出台，允许地处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搞“单干户”。自己家的地自己种，每家都有余粮。并且“信仰自由，但是不盖教堂，是家庭聚会”。1966年文革一来又行不通了。即便在文革时期，村里也有人偷偷保留圣经，在家里祈祷。兰宝保存着一本1949年前上海印刷的傈僳文圣经。一直到1977年改革开放，基督教在怒江恢复发展, 并在 20 世纪末一度出现基督教的发展热潮。
怒江州宗教局统计，到1999年怒江州基督教信徒达86412人，主要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为主, 占全州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总人口 的 30%。
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发布《宗教蓝皮书》，根据2008年至2009年间调查显示，中国现有基督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尚算保守。
在北京，我向国家宗教局一位退休官员当面请教：“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徒越来越多？”“我来告诉你部分答案，”这位退休官员说，“从前，人们的生老病死全部由国家和单位负责。现在，买房、上学、看病，都是自己的事情。人们要寻找新的寄托。”
兰宝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没学过音乐，却无师自通会拉手风琴。本来他是更高一级的乡长老。3年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到辖区的教堂探访，过溜索到对岸的上棉谷和下棉谷村，来回要走三天，深受爱戴。
兰宝有9个孩子，是村里有名的超生专业户。连他自己也奇怪，老婆生产从来不费劲。而且都是在自己家里就生了，从不劳烦医生接生。最离奇的一次，老婆去地里劳动，背篓里还背着老三，在路上就把老六生了。
1994年第9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惊动了乡里的领导，来了7个乡干部，商量要对兰宝做出处罚。兰宝的家就在村委会旁边，老婆肚子大的时候照样进出哪儿也没躲，居然没有人发现。他自嘲“这是神的安排”。
最终乡里决定撤掉了兰宝的乡长老职务，罚了1万元。采用分期付款，这笔钱至今还没有交完。
又一个周三的晚上，兰宝独自来到教堂，为不能前来祈祷和有病无法来到教堂的村民代祷，洪亮的声音在教堂回荡。他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是我们和世界的一种精神关系。人都是需要寄托的，都要找到自己的主。”
